飞机即将降落在悉尼。是上午，天蓝得耀眼。往下望，一块块红色屋顶，一丛丛绿树草坪，被一条条银色的道路分隔成美丽的图案。好一片陌生的土地！

一月的悉尼，骄阳似火。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一下子把我从冰天雪地的东北带入了正值盛夏的澳大利亚。下了飞机，先跑到厕所换上了为出国买的一身行头：浅米色毛衣、棕色毛料外套，以及配套的西裙，脚蹬一双高跟皮鞋。然后急急忙忙随人群往外走。新买的高跟鞋不听使唤，“咔巴”一下断了跟。我十分尴尬地一瘸一拐走着。一脚高一脚低站在了澳洲的土地上。

走出海关，除了手推车上一大一小两个沉甸甸的标准航空行李，我的手里又多了一大包在厕所里一件一件从身上卸下的行头：羽绒服，羊毛衫，秋裤，毡袜……在机场外述说着繁荣的巨大停车场里，人们正在眩目的骄阳下上演着我早已熟悉的接来送往。但此时，我心中留学澳洲梦想成真的激动却开始被对现实的茫茫然所取代。

毕竟，生活是实在的。今晚我住哪儿？

我在澳洲当厨子的网友说过，到悉尼后他会到机场接我。离开北京前，我给他发了一封EMAIL，告知到达的时间。他是个香港人，我一直在想象他会是什么样子，该不会真是脑袋大、脖子粗的样子吧。

出口处黑压压挤满了接机的人。等他们一一认了人头，我逐个辨认剩下的寥寥几人。女的？不是。年轻的？不像。商人模样的？不可能。最后人们都走光了，剩下我一人东张西望。

没准他在其它的接机口？我拖大箱，拎小箱(那时还不知道可以随便使用满机场都是的手推行李车)在机场大厅走了几个来回。除了几个没有教养的当地少年在远处恶行恶状地撕打，没有一个脑袋大、脖子粗的亚洲人。我开始发慌，好像被抛到一个金发碧眼的荒漠中。我定了定神，从箱子里掏出通讯本。这是我到澳洲的生命线，上面有学校和在澳洲所有网友及各种“关系”的地址电话，然后换了澳元。我告诉一位职员我要打电话。她看出我是第一次到澳洲，把三毛钱硬币放在我手中，“这是一个电话。”又给我三毛钱，“这是另一个电话。”再给我三毛钱，“这又是一个电话。”不知道究竟是她白痴，还是她把我当作了白痴！

我走到公共电话亭，放进三毛钱，只听见哗啦啦的掉钱声，然后拿起话筒拨了学校的号码，不通。我挂上电话，又放进三毛钱，还是不通。硬币都放完了，电话永远打不通。我想，敢情这儿的公用电话和国内的一样--摆设。

直接杀到学校去！我作出第二个果断的决定。我拖着大小行李走到问询台，问服务小姐悉尼大学怎么去。她告诉我坐出租车到CITY，然后再坐13路公共汽车。她又拿了一张纸，详细地写起了路线。写完后，她看着给我写的路线，问我：你去哪里来着？

“车到山前必有路！先到校园附近再说。”心里打定了主意，我便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会不会欺生绕远？会不会半路劫财劫色？要不要给小费？带着无数个担心，我无可奈何地上了车。我想装出胸有成竹的老澳洲人的样子，可是老到的司机一眼就识穿了我这个土头土脑的外国人。他问，第一次来澳洲？我乖乖承认，心想凤落平阳被鸡啄，要杀要宰全由你了。

司机很健谈，一听说我是从中国刚刚来到澳大利亚留学的，便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会把你送到离学校最近的房地产公司，那里总是有很多待租的房子。”身在异乡为异客，我急忙向他表示感谢。但他却说：“我要感谢你们才对。我那个失业三年多连女朋友都找不到的儿子前年去了中国，没想到他在那儿又上电视、又上报纸成了什么语言专家，还娶了一个漂亮的大学生。要是他还在这儿……中国人了不起，真会改造人！我如果年轻20岁，也会去你们中国，那里一定是天堂。对了，你怎么来这呢？”我急忙摇下车窗，对外大声骂了一句中文脏话，才使差一点被气得发疯的自己又恢复到淑女状。

司机很唠叨，一路上给我介绍悉尼的主要建筑。穿过乔治大街时，司机告诉我这是悉尼最有名的商业街。悉尼的人口不多，乔治大街上行人稀稀落落，商店里也显得空空荡荡，再加上高耸的大楼挡住街上的阳光，给我一种秋风萧瑟的感觉。司机停在一个汽车站上说，坐这辆车你就可以到悉尼大学。我有点胆怯，说要不然你直接拉我去吧。司机说，太远了，要花很多车费，坐公共汽车只要一两块钱。5年前，我儿子开出租车，说从机场到悉尼大学，这叫“甜活”，如果有这样的活，司机乐得屁颠屁颠，哪有不拉的道理，他骗了不少外国来的女学生。可见这位司机是很老实的。16块多的车费，该给多少小费？我拿出20元，试着说，不用找钱了，心里却痛得如刀割。司机忙说不，不。拿出他的硬币夹准备找钱。我说不用了，不用了。他说，真不用找？我说是的。他点头哈腰一连好几个谢谢，我不禁心想：澳洲的出租车司机怎么和要饭的似的。他又叮嘱了我一些什么，可惜我没听懂，还是在学校门口下了车。我提着大箱小箱站在校门口，向里望望，一片绿树，深不可测。校舍不知隐藏在哪里。拖着箱子走了几步，新箱子上的轱辘纷纷脱落，再也不肯挪窝。我一筹莫展，自从下了飞机，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
一辆破旧的汽车喘着粗气开进校园，情急之中我一扬手，车子停下来。一位年轻女子摇下车窗问，干什么挡道？我说，我是语言学院中文系的学生，不知道中文系在哪里，你能把我带过去吗？她说，当然，两块钱。她告诉我她正好是语言学院的南斯拉夫语学生，是南斯拉夫人，5年前乘小船飘洋过海当难民来的，还问我是不是也是难民和她一样是来吃澳大利亚的福利的，要不为什么来澳洲学中文。说话间，到达了目的地。

中文系的秘书是个华人。在国内时我曾往中文系打过一个电话，要和导师商量事。我准备了半天英语，比如“请给我接一下冯先生”、“他什么时候上班”。可是这位秘书用英语说，冯先生不在，我可以给你带个话吗？我傻了眼，准备的英语不够用。我急忙翻开手边的《英语会话》，照着书念了一句：“我怎么能和他联系上。”她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只好说，谢谢再见。没想到她是一个华人，会讲普通话。她明知我是中国人，并且英文词不达意，在电话中却跟我讲着咄咄逼人的英语。不管她是有意无意，见到她我心里不快，恨不得在她长长的驴脸上咬她几口。后来我见到许多这样的中国人，明明会讲中国话，对中国人偏要讲英语。而从那天起我就定下一个原则：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见不人不鬼的就讲英语。秘书说导师病了，三四天没上班了。她给冯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冯先生说他没有病，那个秘书才有病，下午来系里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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