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经济发展的大多数决定显然是由消费者和生产者作出来的，然而政府的活动对美国经济至少可以产生四个方面的影响：

一、直接服务
各级政府都提供直接服务。例如，邮政系统和庞大的军队一样，是为全国服务的，由联邦政府主管；大多数公路的修建和养护则由各州政府负责；公立教育系统主要由州、县或市政府提供经费；警察和消防队一般都由地方政府负责。

二、调节与控制
政府用各种方法来调节和控制私有企业，以保证这些企业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在允许私营企业进行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系统、地方电话系统，或其他竞争很有限的领域，如铁路系统，政府往往有必要进行调控。国家的政策允许这些公司获取合理的利润，但是限制他们“不合理地”（由调控者厘定）抬高价格，因为公众依赖他们的服务。实行调控往往是为了保护公众，例如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可以禁止某些有害药品的销售，或要求食品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在其他一些部门，政府为保证公平竞争作出规定，但不进行直接控制。

到了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在政府对经济的调控问题上，美国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赞成者认为为了保护消费者、工人和环境，政府有必要调控。反对者则说调控干扰了自由企业制，增加了经营企业的成本，因而引起通货膨胀。这些因素加上技术方面的急剧变化促使杰米·卡特总统在７０年代减少了对交通运输部门的调控。同时，也鼓励联邦政府各个部门在实施规定时应该更灵活一些。

到了８０年代，罗纳德·里根总统相信不受限制的私有企业会保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他以这一信念为主要依据所签署的一系列法令更加推进了撤销调控的倾向。结果导致保护工人、消费者和环境的各种规定及执行措施被削减了。除此以外，在里根当政期间对某些规定采取了自愿执行的办法。例如，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实行的一项自愿遵守计划，允许各公司制定出自己的措施来实现安全指标。

９Ｏ年代初，企图把撤销调控的范围加以全面扩大的势头大大减弱了。尽管赞成撤销调控的人继续强调这一做法的好处，但对这一做法的实际效果进行指责的人也越来越多。例如，撤销对航空部门的调控在开始阶段促进了竞争，从而降低了飞行成本。但是在不到几年的时间内出现了航空公司的兼并浪潮，减少了航空公司的数量，于是批评者就说撤销调控的益处已经消失或变得无足轻重了。另一方面，对电信业的撤销调控无疑使电话业中某些部门的竞争有所增加。

８０年代，执行调控任务的联邦政府官员的数量削减了，可是到了９０年代，这一数量又有了增加。根据“美国商业研究中心”对调控机构人员所作的一项分析，１９９２年联邦政府负责调控的人员数可望达到１２２ ０００名左右，超过了１９８０年的纪录。这项分析特别指出，与环境保护和金融调控等活动有关的政府机构的人员有所增加。在这些方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事情的发展趋向感到焦虑不安。

三、稳定和发展
包括国会和联邦储备系统等机构在内的政府各部门企图通过调节税率、货币供应和信贷的使用，对繁荣和崩溃，以及通货膨胀和萧条这几种极端现象进行控制。他们还可以改变政府本身的公共开支数额来对经济施加影响。在一般情况下，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府的收支达到平衡。可是从１９６０年以来，联邦政府的财政除１９６９年外每年都出现赤字，而且数额越来越大，８０年代中期达到２０００亿美元这一高峰，以后又逐渐下降。

四、直接帮助
政府对企业和个人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例如，关税可以使某些产品相对来说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对进口商品课税或厘定限额可以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政府还可以对农产品实行价格补贴来帮助农民。

在另一个不同的领域里，政府对需要供养子女的低收入家庭给以补助，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免费医疗，通过这种办法扶持那些无力照顾自己的个人。也可以通过社会保险计划来帮助失业和退休人员。政府还赈济穷人，照顾残废者。


提供商品和服务
美国经济的全部产品中几乎有2/3是个人为了自己消费而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其余1/3由政府或企业购买。由于这一比例，美国的经济有时也叫做“消费者经济”。

显然，消费者对市场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多数消费者买东西时必然会选择最合算的东西，同时也会考虑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如果有一家本国或外国的汽车制造商生产出一种价格更低、质量更好的汽车，行情就会变化，因为这种汽车会比竞争对手招徐更多的顾客。从理论上讲，这种现象有利于保护高质量低价格的生产厂家，而把那些无力竞争的人挤出市场。
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人包括业主、经理和工人。业主和经理根据自己对公众购物的倾向作出的判断，以及期望从企业活动中获取的利润，来决定生产什么及如何生产。

国民生产总值（GNP）标志着一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总和。在把GNP——或另一种叫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相似指数——用作国民福利的标志时必须谨慎。环境保护专家和社会评论家们指出，无论GNP或GDP都不足以表明一个国家的生活质量，而只表明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恰恰相反，经济的增长有可能加剧污染，使得解决环境和健康这一难题更是难上加难。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在稳定上升，从1983年的超过34000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前的55000亿美元左右。


始终存在的贫困问题
尽管多年来联邦政府及其他方面的力量做了大量工作来根除贫困，但由于国内某些地区一直存在着贫困而使美国人感到困惑。联邦政府通过劳工部为维持四口之家的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收入规定出一个最低标准。随着通货膨胀的起伏，生活指数及家庭住址等因素的变化，这个标准可能上下浮动。1990年，年收入低于13360美元的四口之家被归于贫困户之列。

在近20年中，贫困线以下的人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从1959年的22.4%降到1978年的11.4%。从1979年到1983年这一比例略有上升，而后又开始下降。到了1989年，贫困线以下的人占12.8%。

有些分析家认为，贫困线以下的人数要低于劳工部的统计数字，因为统计数字是以现金收入为唯一依据的，并不包括政府提供的非现金补贴，如食品券、免费医疗或公共住房等。可是另外有些评论家指出，非现金补贴不足以解决一家人必需的食品或医疗费用，而且公共住房仍然短缺。有人认为收入相当于贫困线标准18.5%的家庭有时还挨饿，把买食品的钱省下来交纳房租、医疗费或买衣服。另外还有人指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有时靠打零工从经济系统中的“地下”部分获取现金，这种情况官方统计数字从来不予记载。


政府的扩展
迈入２０世纪以来，公众指望政府提供的服务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由于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对政府来说，许多服务项目在经济上已变得可行了。例如，在农村地区由于居民很分散，有组织地收集垃圾必然费用太高，无法实现，但在大城市里却行得通，而且有必要。

州和地方政府的扩展速度超过了联邦政府。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９０年，州和地方政府的雇员数从640万增加到1520万，而联邦政府的雇员数从240万只增加到300万。

由于这种扩展，以及为了给这种扩展提供经费而引起税收的不断增加，到了２０世纪末，许多细心的观察家对政府是否能够最有效地提供所需要的服务这一问题表示怀疑。用来表示政府把自己的一部分职能转让给私人企业的新名词——“私有化”——出现了，而且很快风行全球。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直接控制的经济活动为数极少，这里谈到的政府职能主要是指市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到了１９９１年，象纽约、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矾、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以及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那样的大城市纷纷委托私营公司或非营利性组织来履行原属市政府的一系列职务，从路灯维修到固体垃圾处理，从信息处理到本地高尔夫球场的管理，等等。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１９９１年的财政赤字高达３５亿美元，因此要求私有化的压力就很大。该市已经把大约５０亿美元的市政服务项目承包出去了，而且还在认真研究进一步扩大承包。

事实上，有些美国政治家和分析家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把美国邮政那样的重要部门也私有化。

但是在９０年代里，公共服务设施的私有化问题仍然处于激烈争议之中。赞成者认为私有化会降低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设施的生产效益，而另外有些人则持否定态度，认为私人承包商需要获得利润，因此费用增加而生产效益却不见得会提高。衡量私有化了的社会服务设施的效益并不容易，但这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如果只有一名承包商对某项社会服务设施投标，所需费用就不会减少。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会坚决反对大部分私有化计划，这是不足为怪的。工会指出，在有些情况下私人承包商为了中标，在投标时要价很低，事后却把服务价格抬得很高。

私有化问题的要点不在于谁来提供服务，而在于是否存在着竞争因素。在私有化过程中，这往往意味着在合同签订之前必须有一个以上的投标者。有时候在私有化的威胁下，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会提高效率，以便保住自己的工作。
显然，在美国赢得独立２００多年之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适当作用到底是什么，这仍然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