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空前的金融浩劫不仅打压着美国的股市，更压抑着美国人的心理，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悲观心态油然而生。当美国人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紧盯着这场金融危机，为自己不断缩水的退休储蓄而捶胸顿足，却大多忘记了这场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近年来不断蔓延的“贪得无厌、急功近利”的社会文化，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美国繁荣的顶梁柱-“创新经济”-的式微：

没有人真正相信，美国两党不同版本的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的传统措施能真正救经济于水火。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们的共识是，创新经济是振兴美国经济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美国两党候选人麦凯恩和奥巴马也都借此大做文章。麦凯恩开出了一大堆悬赏创新成就的支票。奥巴马则开出了一张1500亿美元的支票，用于在未来10年里资助清洁能源的研究。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创新创造更多的工作，提升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并且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问题是，如果单靠金钱就能保证成功的创新，美国也不会陷入目前的窘境。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的私人和国家对研发和高等教育注入了5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资助创新活动。可结果是，多数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雇员人数不是停滞不前，就是下降了。计算机和电子行业的国内雇佣人数持续大幅下跌，生物医药行业的雇佣人数仅仅持平，而互联网行业自从2003年以来也不过增加了区区1.5万名雇员。

创新不利，动摇经济

传统上，发明创新是美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所在。然而，近年来美国在创新方面的优势在明显缩减。美国人在创新投入上可以说是不惜血本，可是近年来效果欠佳，不少投资打了水漂。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其实在于美国创新经济势头今不如昔。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长期以来美国两党的政策争论主要在于税率和财政赤字上，而这些对创新经济的影响微不足道。“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鼓励创新和发展。”华盛顿无党派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经济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undation, ITIF)主任、经济学家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说，“这不是某个党派的问题。”

历史上，技术进步是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最新数据显示，包括技术变革和其他商业流程改进的“多元素劳动生产率”在1987到2007年间占劳动生产率提高因素的45%。“95%的经济学家都同意，发明创新是实现长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著名经济学家达伦·阿瑟莫格鲁(Daron Acemoglu)说。

将新想法变成现实是维持美国竞争力的最佳途径。用研发和高等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比重衡量，美国仍然是创新投入的领导力量。美国人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无法在劳动力成本上与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而且由于美国日益依赖向海外借贷，美国的借贷成本也不会总是这么便宜。另外，美国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的储蓄加起来才占到GDP的14%，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2%。

因此美国在资助创新产业上可以说是不惜血本，但是近年来创新的成果却不尽人意。虽然，美国不乏令人振奋的高科技企业，但是其他那些应该推动整体经济增长的行业却乏善可陈。生物科技企业在不断推出新药，却迟迟不见突破性进展。被寄予厚望纳米技术也没能结出什么商业成果。

更糟的是，历史上创新创造就业的联动关系似乎不复存在了，至少目前是如此。过去，前沿工业，如汽车和飞机制造，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今天，这些技术含量高的行业的就业人数自2001年以来下降了12%。过去刺激创新所依赖的政府投入和企业税务优惠等措施显然已不奏效了。

短视行为危害创新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可以享受国际合作和信息分享带来的巨大机会。然而，近年来美国的商业社会却变得越来越缩手缩脚，对风险和合作采取了一种抵触的态度，没有充分享受全球化给创新提供的无限机会。

美国人自从建国以来就享有的特质--好奇和开放近年来被恐惧和冷漠所替代，对于未来的宏图大志也被急功近利之风所取代。与海外合作所需要的诚信精神不见了，取得科技重大突破所需要的冒险精神也日益淡漠。创新和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平衡本来是需要政府、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共同去精心孕育的，但是政府抱的态度不是想坐享其成，就是视而不见。

科技创新是需要长期计划和努力的，而目前美国不论是公立部门还是私人企业的规划都只注重眼前利益，着眼点是眼下、下个季度、最多是明年，很少有人会真正为下一代着想。目前正在受教育的美国“下一代”发明家们成长的文化环境是把科学仅仅视为“当务之急的眼前任务”或是“担负重任的理论集合”。
“我们的文化告诉孩子们科学不酷--特别是对女孩子。”美国首位女宇航员萨丽·里德说：“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更强调科学和数学的重要性。当时有一种文化的推动力，造就了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现在这种动力消失了。”

这些短视行为背后体现的是贪婪的心态。“贪婪”造就的伊拉克战争不仅耗费了生命和金钱，也伤害着美国人的团结和在世界上的形象和信誉。同样的贪婪、短视和不顾后果也是美国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这样的文化和风气也束缚了美国人发明创新的手脚。

“但是，现在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未来还不太晚，希望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升起。”思科公司(Cisco)前首席技术官、曾经创办过7家高科技企业的现任JLABS公司首席执行长朱迪·埃斯特雷恩(Judy Estrin)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一些问题，我们现在需要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了。”

美国急起直追为时不晚

幸运的是，今年正值美国的大选年，而且“变革”一词成为这次大选的主旋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关注大选，因为他们感受到美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希望选民能真正基于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的理解来投票。”埃斯特雷恩说：“我们不仅需要白宫中有一个新的行政当局，而且需要新型的国家领袖。选民们需要考虑哪位候选人的远见、勇气和能力更适合于汇集全国的资源，激励创新。我们需要这样的领导人拯救经济，应对我们下一代在未来数十年中要面对的挑战。”

由于互联网的崛起而主导的信息交流和合作，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的创新差距急剧缩小。美国要想保住经济领先地位，就必须保持在创新方面的优势。然而，美国早已习惯于为全球设定日程，希望别人跟进。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新的想法飞速在全球传播。仅仅因为一项发明在美国的实验室发生，并不能保证美国是唯一的受益者。美国人习惯的“零和思维”只能导致更多的壁垒，抑制创新成果。

“作为企业家，我早就认识到，你不必有最大的才能成为领袖，但是你必须(比其他人)更加灵活，而且还要知道如何利用你周围的资源。”埃斯特雷恩说，“我们必须准备好与其他国家争夺人才和投资，同时还要保证这些国家仍然是我们的盟友。创新发明的成功率是与合作和分享成正比的。”

“创新发明不仅仅是加强努力和增加开支的问题，而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教授凯雷姆·莱克汉尼(Karim Lakhani)说。莱克汉尼专门研究所谓的“离散创新”(distributed innovation)，即通过集思广益为商业和技术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创新激励(InnoCentive)就利用公司以外的网络智囊团来寻求解决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它倡导的是“开放式创新”的商业模式和“与顾客一起创造独特未来”的创新管理理念。“把问题散布出去是如此重要，”莱克汉尼说：“通过发布问题，我们可以获取更好的想法。”

阿特金森认为，振兴创新经济仅仅花钱是不够的。他建议，把目前基于研发开支的税务优惠政策调整为鼓励公司与研究所和大学合作的项目。阿特金森关于设立全国性创新基金的倡议已经得到了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苏珊·克林斯(Susan Collins)的支持。

对于前景，不少经济学家仍充满希望。“就像在70年代，人们预期短期的挫折意味着长期的发展也将放缓。”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保尔·拉莫尔(Paul Romer)说，“但是对于长期发展持乐观观点的论据与以往一样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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