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同样因信息经济学方面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几乎肯定要进入深度衰退，“大萧条”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当前的关注点便是如何防止形势恶化。失业率不可避免地会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将发现自己在重新就业之前享受的福利过期，数周后可能会有大约70万人处于这一境地。向银行注资非常关键，但杯水车薪的做法难以奏效，而且单靠这一项措施远远不够。各州面临着财政收入的巨大缺口，不援助的话它们将不得不开始精简人员。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和房价持续下跌，止赎现象有可能继续扩大。

要想让经济复苏，我们需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和科技的投入。对替代能源和公共交通系统的投资可以帮助美国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但复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防止旧病复发。我们需要新的监管措施和管理框架，使它不但能保护我们远离过度借贷的危险，还能够防止总统不知道如何管理现代经济的风险。

解决这些难题需要资源，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提高税收，至少是对高收入的美国人，同时妥当地利用我们所有的资源。美国经济有两大资源浪费，一是大肆扩张的军事支出，包括针对一些假想敌研制出来的无用武器。降低军费开支也许我们能够获得更多安全。第二是医疗。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多年了，但一些既得利益者抵制作出改变。最近八年形势更加恶化，出现未获保险人数和医疗支出同时上升的怪事。改革医疗保险体系对整个社会的健康状况至关重要，对美国经济的健康也很关键。

我承认，这是一个激进的方案。但如果我们希望保留并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的话，我们没有选择。这样的方案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产出并在长期内刺激增长。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资深货币政策顾问，2004年因动态宏观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论谁赢得总统大选，尽快地改变尽可能多的规则将是诱惑所在。总统新上任之后通常会有“烧三把火”的倾向，然而在当前金融动荡和亟需“行动起来”的观念下，这一点尤其正确。不过，我想提醒下一任总统，过于激进地改变游戏规则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通常是不良后果。的确，仅仅是暗示规则将被改变就可以改变预期并转变人们的行为。

在税收问题上尤其如此。征税问题是一位总统影响经济最重要的手段。最近的研究显示，发达国家中税率是决定经济健康度的关键因素。创造性、承受风险和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所有这些都依赖于适当的激励机制。高税率是压制这些激励、让引擎熄火的头号杀手。

下任总统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议题就是医疗改革。我再次提醒下一任总统，改革措施必须有助于释放美国人的创造力并让体系更有效率。我们已经发展出了成本更低的随到随看(walk-in)诊所，市场也正在为老年人提供更便宜更周到的家庭护理。这些成绩都不是在政府指示下取得的。过多的规章、价格管制和政府过多的审查只会导致效率的下降。

第三，我建议下一任总统不要将当前的金融动荡同另一个“大萧条”相等同。没错，信贷市场很重要：企业需要资金，银行需要相互信任，投资者需要信心，这种信心也是所有资本市场的根基。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有央行，为什么联储联手财政部和全球各国央行采取了重大举措。这正是作为最后贷款人所应该做的。让它们去尽自己的职责好了，实体经济将会挺过这一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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