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点：在经济方面，我们都对总统期望过高，而且他们常常也乐于承受这种期望。美国人不需要一位总统来管理他们的生意，总统只需要管理规则就行了。这样我们所期待的便是一只稳定的手。

　　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2000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社会科学教授，2007年因“机制设计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想建议下一任总统学会区分什么样的市场需要政府干预、什么样的不需要。许多市场在很少或完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运作得最好。但另一些市场，尤其是具有巨大“外在性”的市场，需要援助之手。信贷市场就属于第二类。

　　当一家银行催收一笔贷款，它显然伤害了贷款的这位客户。但它从另一方面也同时伤害了贷款给这位借款人的其他银行。现在它们获得还款的可能性降低了，从而也无法轻易地将钱借给它们自己的客户。于是我们说第一家银行对其他银行产生了一种外在性，一种未被考虑在内的次生效应。只要所有人都继续贷款，一切都正常。但一旦一些银行停止放贷，有可能是因为一些客户出现违约，它们可能就迫使其他银行也催收贷款。这样产生的连锁反应可能导致整个信贷市场集体瘫痪。听起来很耳熟吧?

　　是的，政府可以扭转败局。通过向一些银行注资，可以让它们重新开始放贷。如果注资量足够大，连锁反应就会被逆转，并最终让市场恢复健康，在这时候政府大概就可以将自己的投资收回。

　　然而这样的干预会有一种伴随风险。如果银行预计在信贷市场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政府会赶来救援，那么他们可能就会肆意放贷，比如偿还可能性很低的次级贷款。因此救援政策，不论含蓄的还是清晰的，都必须跟对银行的监管措施搭配使用。比如，禁止银行向那些信用度低的客户提供贷款也许意义重大。

　　我们的新总统不应该忘记，不受限制的市场在提供我们所需的大量产品和服务方面非常成功。但他也应该懂得外在性的逻辑，以及为什么在外在性很显著的信贷市场，政府妥当规划的积极角色可能变得至关重要。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因其对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一些繁荣是好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互联网繁荣是一段快乐时光并留下了持久的财富。但最近的房地产繁荣有所不同。它提高了就业，但最终被证明是巨大的投资不当，带来的是濒临破产的银行、信贷危机和经济滑坡的前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暴露了银行和金融系统中严重的缺陷，这正是下一任总统首先必须面对的。

　　对大型银行管理层缺乏所有者控制代价巨大。银行高管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每个人为了让利润和股价不输给竞争对手而“追求高回报”，而不论风险有多大。股东根本就没有办法“叫停”。为了防止这一现象发生，需要进行更有力的公司治理。我建议下一任总统向国会施压，立法规定首席执行官的基本报酬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投票通过，奖金则需同长期业绩挂钩。

　　另一个缺陷是银行管理缺乏远见。银行家们似乎不愿考虑利率回升到更熟悉水平的可能性，也无视房价高出历史标准40%的现实。这种不情愿创造了次贷危机，让整个行业伤亡惨重。的确，下一任总统不可能通过“战略远见”立法，但是金融从业者可以被要求同时考虑两三种可能性，包括最佳的和最糟糕的情况，而非仅仅一种。

　　最后，大型投资银行不再作为向企业投资和创新提供融资的资本主义工具，而变成“财富管理”的代理机构。当然，是经济政策将银行引向了抵押贷款。美国人梦想变成“房屋所有人”，而非获得成功的事业。为了扭转这种失衡，下一任总统应该要求国会向企业提供额外补贴、帮助它们投资，就像当初它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向购房者提供补贴一样。

　　美国要想继续成为普通人可以在这里找到激励、挑战、创新和成(22.76,0.01,0.04%,吧)就的土地，我们的企业便需要获得更多的推动力和包容性。这就需要对金融板块进行重构，来支持企业创新。一小撮“天使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不可能包揽一切。同时，下一任政府必须刺激底层人群的就业，他们当中很多现在都在监狱里。我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政府对聘用低报酬工人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报酬、让更多人获得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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