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人们在经济发展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由于这种模式的存在，过去30年很多的国家都忽略了像法国、中国、日本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忽视了创造自己的发展模式。

　　中国金融机构的立足点应该是放在本地市场之上，对于海外扩张不要抱有太大的热情，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不应该重蹈80年代日本的覆辙。”

　　■ 对话动机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是全球五大战略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波士顿、贝恩、A.T.科尔尼)之中唯一的欧洲成员，与很多在次贷危机中倒下的国际企业有过密切的接触。10月16日，该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常博逸在京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就次贷危机给世界金融发展观念带来的改变进行了分析。

　　本次危机有多糟糕 “延续程度谁也不知道”

　　新京报：1929年从美国起源的大萧条，席卷了整个世界。这一次危机从现在来看，也几乎对每个国家的经济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你认为这次危机和上世纪的“大萧条”相比，相似性和不同性有多大?

　　常博逸：每个人都喜欢拿现在的这场危机同1929年那次危机相比较。我认为不应当过分关注1929年的那次危机，因为这实际上等于暗示人们现在的这场危机比1929年的那次更糟糕。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金融危机，我们不应当单从一场危机里寻找经验。

　　另外，这两场危机是无法比较的。首先目前谁也不知道现在这场危机继续发生的程度，谁也不知道市场上现在结构性产品的具体数量;其次危机发生前和发生后的世界完全不同，危机过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系以及人们对市场的看法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1929年的那场危机也使得美国的市场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此现在的情况和以前是无法比较的。

　　不过，待这场危机过去之后，我们会看到，世界将会跟现在完全不同了，政府会改变其治理方式，改善其监管方式，政府对自己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也会出现巨大的变化;在经济体系上，政府这只最明显的手将会超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一个市场极端自由的国家，对于保尔森的救市计划，不少人投了反对票，理由是这样违背了资本主义的原则。危机过后，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重心、对美国发展模式也会有新的思考。经济发展是应该着眼于赚更多的钱呢，还是维护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我更倾向于后者。

　　危机会否催生新经济强国 “亚洲须有自己的模式”

　　新京报：每一次经济大危机都会摧毁旧的经济体制，催生新的经济强国。你认为这次危机对美国的影响有多大，是否能摧毁它目前在经济领域的霸主地位?如果这场危机在几年内过去，请你预测一下未来世界的金融版图会是什么样子?

　　常博逸：我不认为有新的金融中心会出现。这场危机摧毁的将是旧的发展模式，美国一定会复苏，新的总统上台后，美国经济经过逐步调整，将会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

　　从欧洲来说，我不认为会有重大的改变，像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经历过多次的战争，现在他们追求怎样为人民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人民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培养更多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这些国家对金融影响力当然有所希冀，但他们更追求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均衡的发展。

　　对于亚洲地区来说，这场危机将为改变其目前在世界金融版图中的地位提供了机遇。但我认为，亚洲必须提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次经济危机实质是美国发展模式的危机，我认为这次危机最大的成果是摧毁美国的那种经济发展模式。几十年来，人们在经济发展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由于这种模式的存在，过去30年很多的国家都忽略了像法国、中国、日本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忽视了创造自己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美国繁荣兴旺的时候，人们更是忽略了美国发展模式带病毒的一面。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发展模式的话，那么自然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金融危机为何再落美国 “监管缺失酿危机”

　　新京报：整个欧洲在经济上面几乎是可以和美国匹敌的，两个地区无论在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可为什么金融危机又一次将爆发地选择在美国而不是欧洲呢?

　　常博逸：美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由经济模式”，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作用不是很明显，它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比较以往几次经济危机，欧洲和美国的发展曲线是完全不同的，美国是大起大落，而欧洲是小起小落。原因就在于欧洲的发展模式重视政府的监管。在欧洲，从金融衍生品到食品药品，监管无所不在，监管标准也比美国严格得多。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欧洲发展的速度比美国慢，但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付出的代价也小得多。

　　大量金融衍生品是本次危机的酵母，这些病毒性的金融产品正是在美国监管机构的放任之下产生并扩散到全球的。正是这种监管的缺位导致金融危机再次将爆发地选择在美国。而欧洲的金融机构在严格的监管条件下，其目标不是立足于如何投资，而是怎样实现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现在美国这种发展模式的破产，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怎样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的良机。

　　中国该不该主动救市 “这是一种过度拯救”

　　新京报：美国此次救市是通过发行国债为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而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人分别是日本、中国和英国。另外目前手中握有大量房地美、房利美、雷曼这些公司债券的也是全球各大金融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否说明目前是全世界在为美国的经济危机埋单?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否应该主动救市?

　　常博逸：从目前来看，情况也的确如此，但我们不应该抱怨。我们要知道，在美国经济繁荣的时候我们从它那里也是受益良多，比如中国的外贸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市场的繁荣、在新科技输入方面也从美国那边获得了很多。

　　有得必有失。所以像法国、英国、中国、日本这样的国家不能单单只是抱怨，而应当从这里面吸取教训。

　　尽管我们有责任去维护美国经济的发展，但我不赞成主动救市这样的主张，因为这是一种“过度拯救”。对于一个市场来说必须有一个完善的惩罚机制，这次危机是由贪婪所导致的。过度拯救会导致市场惩罚机制失效。如果此时我们主动救市，拯救了那些贪婪的人，使他们免于惩罚，结果将会使那些始作俑者心存侥幸，为下一次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

　　中国金融业如何规避危机 “立足点应放在本地”

　　新京报：30年来中国国内的金融业也遭遇过“瓶子中的风暴”，没有到摧毁国家经济累及其他国家经济的地步，目前中国金融业也在走向开放，你认为中国金融业要避免金融危机该怎样做。

　　常博逸：首先我认为金融机构一定要安分守己。像保险机构应该关注于保护人们的生命健康与财产，银行的立足点在于吸收存款为社会提供必要的贷款资金以支持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将发展的重点放在投资上面去获得利润;其次金融监管机构在对待金融创新上面保持适度谨慎，要确保不出现大量金融创新产品;此外整个金融行业要思考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而不是简单复制像华尔街、伦敦这样的投资银行模式。

　　中国金融机构的立足点应该是放在本地市场之上，对于海外扩张不要抱有太大的热情，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不应该重蹈80年代日本的覆辙。长期以来人们把海外并购视作“战略性投资”，但实际上这是没有正当理由情况下一种托词。在哈佛念书的时候，我的战略学教授对我讲，很多人对自己的决定无法判断的时候，就会说这是一个“战略性决定”。人们习惯于用“战略性投资”来掩盖自己的荒唐举动。

　　中国很多金融机构目前所作的金融混业经营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但需要提醒的是，混业经营不仅仅是简单地把各种金融业务混在一起。正如一个医院里面的医生一样，在急救车上的医生和在手术室的医生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定位，如果混在一起可能会给病人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不能以带来利润的多少来评判各自业务的重要性，要注意银行、保险、投行角色的平衡，不能因为投行业务赚钱而将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而忽略了保险、银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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