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住公寓，一帆风顺，觉得挺自在，特别能理解那些自由意识较强的人，尽管年薪很高，既不买房，也不买车，在一个地方一住就是几十年。

　　曾经去过一位黑人老先生家，他在那栋楼里的住龄只差２年就和那楼同岁了。看那炉头，如果不论款式，还以为是新买的呢。以为他老先生做过重新装修和布置，恭维他一句：你的家里看上去很整洁。他也没认真地理解我的意思，脱口而出：“of course, this is my house”.偶然看见厅里的窗台下方齐腰位置有一片油漆磨损的痕迹，心头油然升起一股酸楚和无奈的感触：老先生独身多年，已经处在了人生的暮年。从那经年承受织物接触的墙壁上依晰可见每日一位老人独处窗前凝视外部世界的风采。

　　人们总爱把人生比着一个驿站，需要努力与奋斗，但学会与他人、环境和社会和平共处，应该是最重要的生存内容。联想到耳闻目染的、因住公寓（包括独立房分租）带来的各种矛盾和纠纷，激发起我拾起墨水拿起笔的欲望。

　　来加前，请朋友代租了一居室的地下室。当时的出租房已经非常抢手，能够租到就已经感受到朋友所做的巨大努力了。据说，当时就有因为没帮助租到房，有朋友间反目的。因为无知，出发之前努力想象着房东的模样，想办法不给人家带来麻烦，如何跟人家处好关系，有机会跟人家练练外语什么的。

　　尽管在国内一直从事经营业务，但传统的价值观中还没有形成“自己就是现实中的上帝”的意识。过去得到的信息就是国外的人们生活很节俭，不容易，不象我们的公有制那么铺张。所以在脑海里就有了这么个概念：尽量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尊重别人的习惯，不要给人添加麻烦。

　　当午夜由朋友从机场接出来送到房东家的时候，出来开门的房东是一位谢了顶的、说广东话的年青国人（人们习惯把广东话戏称为鸟语─后来也是由这鸟语传言认定是正宗的华语。细想中国版图的形成与人员的迁徙完全有这个可能性。补了一回历史课！因而从此产生了一番敬意。得到的教训是：以为是嘲弄别人，结果可能是戏弄了自己的祖宗）。有趣！

　　在地下室的第3天，当我下午从睡梦中醒来，再次看见妻儿昏睡的样子，心中一阵难过，立即下定决心：搬家，找公寓。其实，这公寓的概念和模样只是在这两天趁着不多见的日光看见远处的高楼大厦才逐渐明晰和形成的。我本人也是身居大城市，短期出过国，但对地球对面的这个北部美洲确实知识太少。非常羡慕年少识广的青年移民。

　　当妻子一睁眼醒来，我的决定就落在了她毫无表情的脸上，而她不加思索轻轻地给弹了回来：“你有多少钱？”我当然知道：全部所有，全家人不吃不喝可付一年的房租。我们从来没有指望能来了后找到体面的工作，我可以打工，估计能糊口；而妻子身体不好再轻的体力活也没门─因为工钱是要按时间计算的！

　　马上搬家就以为着损失近2个月的房租，一千多，而我们每周的生活费用是30元左右。但为了妻儿免受地下室不良的生存条件，我也在所不惜。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信念。

　　当别人忙于找工作时，而我本末倒置地在找公寓。先是按广告逐个打电话，没人接。于是我领着全家人冒雨逐栋搂敲门，没人应；对讲系统只做留言。大约2周时，在驾校遇到一位大姐，她刚买了房，准备搬家，说可以将现有的公寓转租给我，并帮助我租。我们欢天喜地的跟着去租房。她的白人丈夫见我们不错，也高高兴兴地去找管理员。10分钟后，丈夫回来，当着我们的面告诉他妻子管理员的答复：“Chinese? No!”我有点遗憾，但并不惊讶！

　　各位看官，我是不是应该起诉他？为我自己？还是为我们民族？这个家伙没见着我的面，不知道我的丑与俊，更不知道我的大名香与臭，他的决定并非冲着我。为我们整个民族？那是在我脚下面的那个国度党和政府的事，是全体华人社区的事，个人的呼气之力岂能撼动顽石？关键是我太了解我们自己的毛病了，再加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烙印。得，买卖不成，但跟这为大姐和她丈夫成为了朋友。

　　这租公寓的事业变成了我第二次找对象。尽管难，但我很执着。有一天在图书馆遇到一位同胞使我的艰难事业变成了现实。我非常羡慕他住公寓，问有没有空房？2天后电话告知：刚好有一空房，让我们去申请。第二天，我让面相比较仁慈的妻子去，果然有效：同意了，但要准备条件。什么样的条件？工作呀，付租保证呀等等。要按照正常的租约条件，我们只有住地下室的份。咳，我是从地下室跳起来想吃天鹅肉呀。办我租地下室的朋友怕我满足不了条件租不下来，特地告我需要担保时找他。但是有一层关系办了我的忙：我估计是我的这位新朋友及其家人看上去不错，赢得了罗马尼亚管理员的一片芳心，所以我才有了这个登天的阶梯。

　　总之，费尽周折才租下了这间公寓。当我1号上午拿钥匙，晚上搬家时才真正看见了房间是什么样的。当时办“money order”时，一下从可怜的帐户中取出六分之一做2个月房租时的那种切肉之痛，在看见宽广明亮的房间时才有所缓和。我们来加拿大的信念是过平静的日子，不想斗争，也不想发财，只想作为我们国内在努力追求的这个“和谐社会”中的一个普通分子。

　　到加拿大一个月，在地下室住了一个月。其间发生了几件值得一提的事。

　　一是我7、8岁的孩子跟门口邻居的孩子玩曲棍球打了一架，人家告状上门，尽管孩子委屈得直哭，但我必须表示道歉，愿意好好教育孩子。其实，这些白的、棕的和黑的都不过是大哥级的移民，真正父辈级及以上移民的孩子极大部分是不会跟你打架的，或者干脆躲着你。这民主社会中的种族歧视不在言论和举止上，而是在心灵之中。与其诉诸法律、游行示威，还不如修炼自身，以提高自身的素质赢得他人的尊重。

　　二是有天早晨送孩子上学回来，见一白人妇女发动不了车，试图帮她推一把（象在国内一样，其实自己是车盲）。第二天接孩子回来，看见别人家更新换代下来的铁骨椅子4把，跟孩子搬回来。刚走几步，一辆小车在前面路边停下来，打开后备箱，一位白人妇女估计英文也不好，跟我做手势，好象是让我把椅子放在车上。这是帮我呢，可我不忍心弄坏人家的车，所以谢绝了。等她离开后才猛然想起，这不是我昨天帮她推车的那人吗？

　　三是有天回来发现房间的地面上都是水，直接放在地上的床垫弄潮了，刚好天气晴好，征求房东的父亲能否准许把床垫放在后院草地上晒晒，照准。晚上房东回来就修好的下水管。老大爷见我们买菜时沿着马路饶一大圈，主动告诉我们可以从后院走，直穿马路，节省三分之二的路程。这对我们手提、肩扛的采购方式至关重要。

　　四是五月春光明媚，比国内春麦还好的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随风飘舞，不时送来阵阵清香；尤其是鲜艳的黄花星罗棋布，点缀着绿色的草地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搬来照相机不停地照呀照，还穿着国内特有的服装让自己只身于花丛景簇之中，享受一下与美丽的大自然的和谐。一年之后，发现这种美丽景色也不是处处可见的，在人群集中的住宅区、商业区，垃圾、塑料袋也到处都是；毛主席推崇的“分外香的战地黄花”对园林来说也是一大害。

　　五是最让我们有一种甜蜜感的是一方朋友为他的朋友找房，一听说我们搬家，马上应允要接租，见人后房东也很高兴接收；另一方朋友说是有一单身移民刚来要找房住，问能否在我们刚租的2室公寓挤一下，适当分担一部分租金。我们估计政策不允许，但多重利益驱动还是同意了。我们一起搬家，他的面相和身材做我们孩子的哥哥正好，我们相处为一家人，后因为外地上学而不得不离开。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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