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在美国大学里的中国研究课程，一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国学生用“既好玩又枯燥”来形容。对于在这里学习的学生来说，每年一次的“危机模拟”算得上是好玩，这给了他们“扮演”中国高官“参与”决策的机会；而枯燥的是，他们又往往必须从一些类似于方言或区域经济这样的小题目着手，开始研究中国。不过，就在这好玩与枯燥之中，他们渐渐理解了远隔重洋的中国原来竟是如此“复杂”。在走出校门之后，尽管他们不一定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但他们的中国观却会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着美中关系的走向。

　　“不是向学生灌输某种观点”

　　当记者问到，学校希望培养学生什么样的中国观时。兰普顿有些不以为然：“我们的目标不是向学生灌输某种观点，也不是给学生打上某种意识形态的烙印，而是让学生掌握一套能够对中国和世界进行客观独立分析的工具。曾经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福威茨观点比较保守，而国务院三号人物伯恩斯与他大相径庭，但他们俩都出自我们学校，这说明我们赞同的是多样化的意识形态”。

　　记者还采访了兰普顿的两位博士弟子马克和珍妮。马克的中文名字叫冯志平，他曾是纽约的一位律师。由于对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很感兴趣，他放弃令人羡慕的高薪，成为兰普顿的博士生，同时还给布热津斯基教授当过几年中国研究助理。2005年，冯志平顺利毕业，参加答辩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债券与官僚：中国1953-2003年的金融政治》。目前，冯志平在美国一家环境技术公司担任总裁首席顾问。

　　冯志平对记者说，作为一个美国人，在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前，他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和肤浅，差不多是一个“观光客”的水平。但几年博士学习让他掌握了一套对中国进行深入广泛研究的工具。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经常往中国跑，这使他有机会了解到“两个中国”。一个中国是大多数美国观光客和普通百姓看到的中国，那里到处都有崭新的高速公路、五星级酒店和进口轿车；另一个中国则远离大城市，人们缺乏起码的医疗保障、收入微薄甚至失业。“博士学习的经历让我对真实的中国更加关注”。

　　珍妮在师从兰普顿之前先后拿下了斯坦福大学的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她曾经为一位美国参议员当过助手，也曾经为一位美国大使担任过代理特别助理。目前她尚未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在这儿的学习已经改变了她的不少看法。现在，她并不认为意识形态差异会对中美今后的合作和交流构成障碍。“我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能理解中国的立场，更加批判性地看待美国的对华政策”，她说。

　　一年一次危机模拟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研究专业在美国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记者的调查也就从这里开始。据工作人员介绍，该校的中国研究系设在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下面，目前共有3名全职教授和3名兼职教授，37名硕士研究生。系主任兰普顿教授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现带着4名博士生。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美国高校开设了中国研究专业，招生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如何向学生描述中国呢？兰普顿对记者说，他的方法是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向学生描述出一个“复杂的”中国。兰普顿解释说，这个“复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历史悠久，取得的进步让人吃惊，放眼今天的世界，中国是让人充满希望的国家之一。可以说中国享有200年来最好的安全形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到中国的未来。

　　兰普顿还给记者提到一个有趣的教学方法：危机模拟。这种有点类似于游戏的危机模拟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比如，我们会假设台海或者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或者朝鲜引爆了一枚核弹，然后我们会要求学生各自扮演卷入危机的有关各方的高层决策人物，考查学生如何解决危机，以便把损失和危害减少到最小程度。”

　　危机模拟通常会进行一天，从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4点半。模拟在整个教学大楼内进行。每一个小组代表一个相关国家或地区，分别由不同学生扮演不同角色，如主席、总统、外长等。每个小组都拥有自己的通信工具。还有学生扮演新闻记者，来报道正在发生的危机。

　　兰普顿对记者强调说，为了让研究某个国家的学生对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有更多的了解，他们会特意打破研究领域的限制，把中国项目的学生分配到美国组或者俄罗斯组，把俄罗斯项目的学生分配到中国组。通过危机模拟，学生们可以把课堂上和书本中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判断中去，有利于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决策程序。

　　一流教授培养专业研究生

　　中国研究系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名气很大。该学院设置了一系列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名目繁多的国际问题专业，学生均由一流教授指导，毕业后可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享有高度自治权，其预算由学院自行解决，所有教授均由其自行招聘，不像其他大学需要从别的学院和系借调老师。

　　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有许多明星级教授，沃尔福威茨曾担任过院长；曾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专门讲授美国外交政策；知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是政治经济学教授。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现在的全日制在校生近500名，已经有1万多毕业生走出校门。在院长办公室，记者看到，毕生生名单中有着许多国际风云人物，如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心主席弗兰克·盖夫尼等。

　　大多数高校的中国研究专业非常分散

　　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相比，美国大多数高校的中国研究专业显得非常分散，规模还有待扩大。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王钢桥告诉记者，哈佛没有国际关系学院，也没有一个中国研究中心，不同的学院均有一些研究中国某个领域的教授在带着一些学生。只有两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中心：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亚洲研究中心。哈佛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虽散布在各个院系，但也与这两个中心挂钩。这些中心接纳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但不直接带研究生。所有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都由各个院系的教授指导，行政上归属于研究生院。

　　耶鲁大学助理校务卿王芳告诉记者，耶鲁的情况跟哈佛类似。据记者了解，美国常青藤盟校和斯坦福大学等不少名校都属于这种松散的“哈佛模式”。

　　而乔治·华盛顿大学则采取了“半松散模式”。它下属的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在美国享有盛名，这里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其中包括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和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何汉理等中国问题专家。该学院设有亚洲研究项目，学生毕业可以获得与中国有关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之所以称为半松散，是因为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虽然有自己的老师，但还会经常从其他学院如法学院和商学院等“借调”教授。也有不少高校的中国研究专业属于这种模式。

　　在采访中，记者感到，在美国名校，无论是教授研究中国，还是学生学习中国，具体问题研究十分深刻。在这些院校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往往都是从小处细处着手，他们一开始的选题都很“小”，比如对中国某种方言的研究，对某一个时期文学的研究，对某一个地区的某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研究等等。经过长期积淀，就可以由小变大，某一个院系的对中国的整体研究就会相当深厚。而这些做过具体课题研究的学生，再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也往往能在对中国的宏观把握上提高很快，对大多数问题的理解都比较客观。

　　虽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研究系学生毕业后跻身到美国政府对华决策层的并不多，但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相信这一局面不久就有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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