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双向“交流” 　　两年前我初到伦敦，和一位中学时的好友合租一处，已在英国居住多年的她仍然每天往复着学校——超市——家“三点一线”的规矩生活。怎么这么多年了却还封闭于伦敦的市井之外呢？好友对我这个“新来的”说：融入英国社会可不容易。她说，在国外有3种中国留学生：第一种最常见，只有中国朋友，身在国外却一直在中文圈里；第二种不愿意和中国同胞多来往，想方设法和老外交朋友；还有第三种比较少见，既有中国朋友也有外国朋友。她说，能和哪个圈子的人打交道，关键取决于语言。


　　尽管学校里中国人很多，但我所读的专业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除了结识很多中国学生以外，我自然和很多外国同学都成了好朋友。这几位欧洲同学现在有的在世界银行高就，有的担任希腊大使，有的管理着意大利最大的生物医学咨询公司。回想起来，大概我已经成了所谓“比较少见”的“第三种人”。

　　不过我从来没有刻意地去“融入”什么。其实我的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地，各位的英语口音如同万国国旗一样，并没有什么业已成形的“群体”甚或是“文化”去让我“融入”。我感觉“融入”这个目标，可能是一种误解，语言对能否适应国外生存的影响也被大大地高估了。语言能力并不是最重要的，我认识国内一位知名的图书编辑，英语远远到不了国家四级，但是她在伦敦的生活可比我那位在英国奋斗多年的好友丰富多了。

　　在新的时代，不论是身处异国的我们，还是容纳异客的他国，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单方向的“融入”，而是双方向的“交流”。 　　

　　对偏见的偏见 　　偏见，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空间里是一个敏感话题。如果要我说，偏见是人主观判断的副产品，不仅不可避免，而且随处可见；不仅外国人对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偏见，而且中国人对西方社会也有偏见。

　　在一场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会上，一位欧洲学者在讲台上作了一个对韩国考察的报告，其中认为亚洲包括中国在生物科技政策管理上还很欠缺。在学术交流中，面对异议相互尊敬、以理相驳，是不成文的守则。而这时，一位与会的中国学生却站起身忿忿不平地说：“你怎么能这么说中国呢？！你不尊重我们，我们还怎么交流呢？”声讨过程并未提出具体的反驳意见，那别人又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欧洲的与会者摇着头，唏嘘这位中国学生的“霸气”，中国的与会者也很尴尬，一场交流会一度陷入僵局。我挺理解这位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是效果却适得其反。

　　思想与思想的撞击，难免会产生误解甚或偏见。有理有据、消除偏见才是上策，但如果怀着寻找偏见的“雷达”，时刻“探测”他人的偏见以发表空洞而激烈的抗议，这便是“对偏见的偏见”。如此，平等有效的对话还从何谈起？

　　其实，面对偏激的言词，慷慨激昂地正面回应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在某些场合该如何回应，也是一件需要技巧的事情。在一次宴会上，一个在上海久居的德国人对周围人趾高气扬地说：“在中国大学校园里，连PDF文件都打不开！”就在他侃侃而谈在中国的“奇闻逸事”时，我的英国同事麦克巴博士低声问我：“他说的是事实吗？”我说：“当然不是事实，PDF是应用最广泛的期刊记载格式，每台校园计算机必备其阅读功能！”听我说完，麦克巴博士点点头，随后侧了一下身，其角度恰好把这个德国人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虽然没有激烈的言词，没有针锋相对的辩论，但仅仅一个动作就不失优雅地使这种狂傲的言论自讨没趣。

 　　对误解的新解 　　对偏见的偏见，作为一种抵制的态度，是中西方交流的一个障碍，而顺应固有误解的新阐释，作为一种和顺的态度，则是中西方交流的另一障碍。

　　一次，学校请来一位中国南方名校的教授做演讲，她延续西方对中国“关系社会”的定位，提出了一个解析中国独特现象的“礼尚往来模型”，并称“礼”就是礼物的‘礼’，她还引证说，孔夫子两千多年前便说了：请客送礼，互惠互利。在座的西方听众纷纷认为其分析深入，而我提问：“礼尚往来中的‘礼’，是礼法的‘礼’，也就是社会行为道德规范，说的是‘社会行为道德规范是在相互作用、相互交往中形成建立的’，这难道不是天下大同的道理么？又怎会是中国的‘独特’现象？”其英国同事忙替她改口说：“很多现象或观点确实是人类社会共有的，孤立某一社会并非科研之道。”

　　当很多漂泊在异乡的中国人焦虑于如何“融入”西方社会的时候，更让人心酸的却是国人急功近利地为了符合西方人的“口味”而仓促地从中国文化中挑出“合适的”篇章或者现象，断章取义进行所谓的剖析。这种对误解的新解，不仅不会帮助任何人更快地“融入”西方社会，还会对中西进一步的交流造成伤害，加固了那堵本不应该存在的分割“两个世界”的屏障。

　　其实，能否在一个新的社会群体里实现自我，重要的不是你的肤色，不是你的语言能力，不是你的教育背景；需要的不是清高自负，也不是投其所好，而是一种能够与人平等交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需要一些坦诚，一些技巧，更需要对他国文化的尊重和对本国文化的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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