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多伦多，吃的次数少了，丰盛程度低了，酒几乎见不到了，反而次次见血，每每到肉，也算是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吧。

　　早就听说过AA制，也实践过几次，但是用在同根同俗的同乡身上，总是那么屡试不爽。所以同乡之间的聚会，一般来讲还和在中国差不多，这顿饭谁买单，在大家启程前基本上已经有了共识，如果都快要吃完了还没有达成默契，那么一场买单争夺战在所难免，好在多伦多的本土老外们早已经中国化了，所以就不见外了。

　　不过结局也绝对不会是各掏各的，那样的话估计就没有下次的聚会了。而落败者总会以一句：“下次我请!”为大家铺就了一个美好的憧憬，好在大家谁都不会食言，不久的将来总会有一次同样的饭局来了断这笔欠账，总之一个也不能少，同乡之宜也在这样的游戏中蔓延着。

　　同事的话，当然大家移民的时间长短不一，不过大多还是认同AA制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是好像能够一起吃饭的机会并不多，中午时间短自不用说，下午一到下班的时间，有忙着赶路的，有急着回家的，除非提前N个月约好今天有活动，否则的话基本上是上演不了这场东西方文化的遭遇战。

　　好在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和同事在一起共进晚餐，如果以前没有共进晚餐的经历，这个时候就要在请客和AA之间徘徊一下了，别人想不想我不知道，总之自己是考虑了这个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太不浪漫，尽管同事中有数不尽的大美女，应该花时间去增进一下友谊，尽管有太多的不应该，我还是考虑了这个让人扫兴的问题。曲终人散的时候到了，东西文化的激战时刻也就到了，既然都是中国人，自然会有同事说：我卖单。当然我会说：那怎么可以。不是客气，那是真心话来着，但也没想过要自报奋勇来承担请客的重任，总担心大家一致通过可就下不了台了。

　　于是出现了就地分赃的场面，账单拿来，数学好的把账单除以人数，小数无论多少都往上入，每个人多掏一些权当小费了，那种哗啦啦亮出银子，收钱的找犊的忙作一团的场面，也别有一番趣味儿。

　　同学之间就简单多了，期末考试结束了，教授提议聚一聚，年轻好热闹的同学们自然乐此不疲。吃饭的形式自是差不了多少，只不过绝对不会有人对付账的问题有任何的疑问，即使教授自掏腰包，也是理所当然。

　　大家齐齐坐下，服务生就像教授上第一节课一样，逐个问你的名字，然后今天你所有的个人消费就记在你的名下了。没有了这个问题的困扰，该聊天的聊天，该撒欢的撒欢，酒足饭饱每个人会收到自己的账单，如果这个时候谁站出来说他卖单，大家自然也不会有任何疑问。

　　从同乡，到同事，再到同学，实现了从请客到AA制的过渡。如果说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表面上而言，最大的区别就是：请客的话，地主的热情应该表现在，不是每个盘子都吃得干干净净，剩的多少不一定，但一点不剩可能显得主人不大够意思。而AA制每个人自掏腰包，量力而行，桌子上也绝对不会出现剩下一大桌子菜的场面。

　　这一点对于我们资源相对紧张的中国来说，是值得引进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是大多是公务应酬，或者是公款吃喝，考虑这些就有点精神病的嫌疑了。

　　AA制。一般人认为这是文化的不同，而实则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16~17世纪时的荷兰和威尼斯，是海上商品贸易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发迹之所。终日奔波的意大利、荷兰商人们已经衍生出聚时交流信息，散时各付资费的习俗来。因为商人的流动性很强，一个人请别人的客，被请的人说不定这辈子再也碰不到了，为了大家都不吃亏，彼此分摊便是最好的选择了。这种习俗，因其浑然天成、最大化地保护私有产权而由“公共知识”演变成了“交往规则”，请客过程不再有任何产权界定的含混性。

　　从这一点上来讲，说明中国人传统上或者是历史上，应该是活动范围比较小，或者历来由于各种政策的限制，百姓居所户口相对稳定，流动性比较小，所以朋友熟人圈子也就稳定，吃了这顿绝对跑不了下一顿，不存在一辈子就见一次面的可能性，再加上“行侠仗义”之类的褒贬之词的烘托感染，你要发明出个“AA制”，至少你的老爸老妈就要把你踹出去。

　　在多伦多是各种文化交汇的地方，如果谁告诉你他经常出席各种宴会，不用羡慕，他是自掏腰包去的。君不见各种协会社团的庆祝宴也好，欢迎宴会也好，启事广告的最下方，都会注明餐券的价钱。所以，有人请你赴宴，到时候又让你掏腰包，千万不要怪人家，是你自己入乡不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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