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政府最新一项研究显示，在大温哥华地区，有超过7万2000名在职人士生活在贫困线下，几乎占本地全部工作人口的十分之一，是加拿大各主要城市中最高的。卑诗省的贫困工人比例也是全国最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这一数字，可能令不少因自己生活在“全球最适宜人类居住城市”而沾沾自喜的人们大吃一惊。不过，更令人吃惊的是，该项研究还发现，传统上“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过上好日子”的观念已经行不通了。统计数字显示，工作时间最长、工作强度最高的劳动者，恰恰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

人们不禁要问，造成我们贫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打工一族到底还有没有出头的一天呢？新移民怎样才能在这般环境下过活？我们的社会真的没有希望了吗？带著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部分社区人士，看看他们又是如何看待的。

经济结构是贫穷之因

这份报告发现，在大温地区工人中，有 9.6%的工人生活在属贫困线下，这一比例远远超出了多伦多地区5.3%的贫困工人比例。在卑诗省，贫困工人比例为10.2% ──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5.6%）的两倍。

罗振鸿，2003年11月从广州移民温哥华，2005年到多伦多发展，今年又“回流”温哥华。对于卑诗省及温哥华在全加贫困工人比例排行榜上敬陪末席，有东西两岸工作经验的他一点也不感到奇怪。“说起来温哥华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全国最高的，每小时8元，而在多伦多，法定的最低时薪只有7.75元，但这并不表示温哥华的人工会高。”罗振鸿表示，“在温哥华，不少打工仔只是获得最低时薪的8元人工；但在多伦多，几乎没有老板会给7.75元的时薪，一般的Labor工都可以拿到11至12元时薪。”

“温哥华更像农村，到了多伦多，才有入城的感觉。”罗振鸿指出，东西两岸的贫富差异在于经济结构上。他认为多伦多人口众、地区广、市场大、商机多。“在多伦多就算是买花生也会有很多人光顾，而在温哥华做生意只有两条路，要么够实力走向垄断；要么不够实力惨遭淘汰。”

温哥华华裔市议员周炯华也承认温哥华打工仔的平均工资比其他地方低，他认为这是经济转型带来的后果。“随著近年来卑诗省支柱产业的资源工业（包括林木业和矿产业）日益衰退，这些行业原来提供的高薪职位正逐年减少。”周炯华指出，“虽然卑诗省近年来也新增了不少工作职位，不过，这些职位大多数是来自利润较薄的旅游服务业，整体工资水平比以往下降了许多。”

经济不景是致命之伤

近两年，我们在媒体上经常看到省政府推出的宣传卑诗的广告，鼓吹卑诗省经济蓬勃兴旺，并正在迈进“黄金十年”。不少初来乍到的新移民都庆幸自己生逢其时，赶上了一个好日子。即使是在餐厅里“洗大饼”一族，也在等待机会，憧憬著“百业俱兴”时代的到来。

不过，卑诗省华人消费者协会的陈作人则对此大泼冷水。他认为政府对卑诗省目前经济形势的宣传是误导民众，“事实上，卑诗省的经济情况并没有政府说的那么好。”陈作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指出，“只要你到商场门口看一看便会知道答案了。从商场里拧著购物袋出来的市民比几年前明显减少了。”

据他观察所得，近年来，除了购买必需的食品蔬菜之外，人们已经少了光顾其他商店了。“如果没有减价的标签，那些时装店恐怕连进去望一眼的人都没有，这难道能够说是经济蓬勃吗？”陈作人质疑道。

他指出，这几年经济数据一直向好，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目前的经济泡沫完全是持续走高的楼市所造成的。陈作人认为，温哥华房地产市场的高位已经偏离了本地市场的经济承受能力了。“1986年温哥华楼市在高位中崩溃的教训应该值得我们今天吸取和借鉴。”

自己也是老板的陈作人表示，如果经济好，多给些员工薪酬并无所谓，但是目前经济不景，企业利润偏低，甚至经营困难，拿什么来给员工加工资呢？

资本主义制度是病源

莱斯特 瑟罗，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与经济学教授。他在舆论界和政府决策界影响很大，他长年为《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报刊撰文，并时常在电视中就企业和公众感兴趣的经济问题发表见解。

1996年，瑟罗教授出版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当今各种经济力量如何塑造未来世界》，试图描绘一个全新的、正在形成之中的经济赛局，以及这场赛局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的种种挑战。

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资本主义在表面上似乎不战而胜，实际上问题却层出不穷。作为主要研究收入分配的经济学家，瑟罗教授对60年代末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中日趋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倍加关注。在80年代的美国，男性工资所得的增长部分全部归于收入最高的20%的就业者，而在这之中，工资所得增长部分的64%又归于收入最高的1%的人们。瑟罗教授感叹地说，这已成为一个“全归胜者”的社会。更令人吃惊的还不在此。瑟罗教授还指出，从7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率一直在下降，这种现象出现在各年龄层、各行各业和所有的教育层次。据预测，到本世纪末实际工资水平会比50年代还要低。现在，这种情况同样在加拿大出现了，据资料统计，加拿大在1951至1973年间，出现过收入差距缩小现象，但从1973年后开始则逐渐扩大。

瑟罗把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比作“地球的表层”，因为收入分配状况影响著经济气候。他认为，现在，资本主义体制中收入不平等趋势的恶化已经预示著世界经济中的“厄尔尼诺”现象。

新民主党背景的时事评论员姚永安认为，贫穷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在资本家的主导下，整个社会都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为目的，所以两极化的现象十分严重。“有钱的，不用干活财富也会越来越多；而没有钱的，不管如何努力，仍然无法追上生活指数的上升。”

40多年前，阿尔门 阿尔奇安写了一篇《不确定性、进化与经济理论》。据说这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十篇经济学论文之一。阿尔奇安在文中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辩护。他说，尽管由于无知或非理性使得某些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市场经济本身就提供了一种选择“适者”和淘汰“不适者”的机制。只有那些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才能生存，而不去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都会面临困境甚至被迫破产。有专家认为，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死穴。

姚永安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是行不通了，所以，西方国家已经相继实施了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权益并不是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的，而一批左派进步人士为我们争取回来的。”姚永安指，当一 家庭医生都觉得在温哥华买不起房，以及一个大学毕业生甫踏出校门便要进入贫困人士行列时，这个社会还会给人们什么希望呢？

政府带头推高物价指数

这份政府的调查数据显示，一个在物价高企的温哥华苦苦挣扎的人，能在蒙特利尔过得相当体面。也就是说，温哥华的穷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收入低，而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指数太高。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令温哥华的物价指数如此之高？陈作人认为，除了大环境因素外，政府在带头加价，以及间接推高生活消费指数方面难辞其咎。“只要你拿出卑诗水电局的账单，就知道这3年来公共事业收费涨了多少，”他指责政府不仅自己带头增加地税、医疗健保费用、大学学费等，还纵容BC Hydro、ICBC、Translink等垄断性公共事业机构在有庞大盈余的情况加价。

另外，陈作人还批评政府坐拥庞大的财政盈余却不还富于民。“政府盈余并不是什么好事，当中的每一分都是纳税人的血泪钱。”他说，“有盈余却不减税或发还给民众，自己坐享其成，政府与抢钱有什么分别？”陈作人直指三级政府都是“昏君”，只靠知收刮民脂民膏，却未用之于民，“表面上民主，其实是独裁。”

陈作人又指政府抛出这份研究报告是有“阴谋”的。“政府希望将自己带头加价所带来市民生活上的压力，转嫁到雇主身上，让本来利润逐年递减的企业增加给员工的薪酬，而政府则逐年增加税收，财政盈余越滚越大。”他说，目前本地建筑成本的飙升，部分也是因为政府催谷冬奥基建所造成了。

新移民拉低收入比例

近年来，新移民大量拥入温哥华，尤其是中国大陆新移民，十分喜欢落户在人口绸密的大温市区。周炯华认为这也是令大温地区贫困工人比例上升的其中一个原因。

“不少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新移民都选择定居温哥华，这些移民虽然有技术，但由于没有本地经验，开始时都只能找到收入较低的工作，”周炯华指，“这些工作过去通常是大温远郊人士从事的。”

他说，新移民在本地的第一份工大多都不是他们在原居地所从事的专业，许多人为了生计，都会转行从事一些体力活较多的工作。他们甘愿吃苦，从低做起，一般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慢慢干回原来的行业或令自己的经济状况好转。在这段时间，他们客观上拉低了温哥华市的整体收入水平。

不过，如果与世界银行提出的1天1美元收入的国际贫困线标准相比，那这些新移民都是富裕人士。另外，东方人理财有道和节俭持家，也使中国新移民比其他同等收入的本地加拿大人过得更好。西方人有“先使未来钱”的习惯，东方人则崇尚“积谷防饥”，而且东方人喜欢置业，也令他们少了最昂贵的住房租金负担。周炯华认为，正是东西方文化在理财和消费观念上的差异，令中国新移民的生活压力有所舒缓。

精神贫困才是最可怕

不少新移民来到加拿大，工作和生活出现了极大的落差，包括先前期望与眼前现实的落差、过往状况与现在环境的落差。有人怨天尤人，今天抱怨政府没有给他们解决就业；明天不满雇主没有给他们心目中的报酬……

在职场上不断尝试和打拼的罗振鸿认为，经济上的贫困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贫困。“意识决定一切，人的行动是由思想来指导的，”他指出，“一个人如果在精神被摧毁，即使是机会摆在他面前也是枉然。”

罗振鸿总结来加经验时表示，送给新移民四个字共勉：“放下”“重生”。“放下，就是要放下过去的一切辉煌和光环，从头做起。只有这样才能在加拿大获得重生。”他指中国大陆的教育制度是培养“学而优则仕”的精英，只重智力，不重“入世”之道，与加拿大恰恰相反。本地的学校比较注重练就学生的生存能力。

他奉劝新移民们少些怨气，“如果自己是24K金，到哪里都可以发光。”

也许是他的这份执著，来加拿大前担任上海海洋水族馆副馆长的罗振鸿，最近终于圆了他刚来温哥华时许下的心愿，进入温哥华水族馆从事海洋生物养殖和研究的专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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