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方便、作息自由、挣钱也不少，而且能练习口语、熟悉当地风土人情……”李良如数家珍地推荐道，“对一个在美国闯荡的中国留学生来讲，选择开出租车也许是最理想的打工职业了。”

　　6年过去了，李良对“克里夫兰的1996”仍然记忆犹新。那一年，他在这座伊里湖畔的美国中西部大城市里，饱尝了当出租车司机的酸甜苦辣。

　　“最自由的临时工”

　　那是到美国的第一年。我在克里夫兰攻读硕士，闲暇时想找一份工打打。周围的中国留学生大多选择到中餐馆打工，但我觉得端盘洗碗太过单调，接触面又窄，对了解美国没有什么长进。一次，一个美国朋友偶然提起可以开出租车试试，我马上来了精神，便下定决心去做“的哥”。要做“的哥”，先要考证。考试很简单，体检加学习班，再查看一下驾驶记录，只要以前不酗酒，没出过什么大事故，就OK了。通过考试后，我领到了一张出租车司机执业资格证书。

　　美国的出租车公司好似超市———全天候开放，随便什么时候，一去就能和它签合同，合同可以签一天、两天或一个月、几个月，签完合同就可以把车开走。按照法律规定，连续开车不能超过12小时。一天的活干完，只需回到公司交纳八九十元的租赁费和油耗费，剩下的钱全都归司机。难怪学习班的老师说，开出租车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临时工”。

　　外乡人、酒鬼和“马路杀手”

　　“黄色”在美国家喻户晓，它是全美最大的出租车连锁公司的品牌。每个州、每座城市几乎都有“黄色出租车公司”，每辆车都被喷上醒目的黄漆。

　　一年中，我基本都开“黄车”。车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雪佛莱轿车，另一种是面包车。克里夫兰的出租车统一标价，起步费1.8美元，但只有六分之一英里(每英里=1.6公里)，车一开就会跳表。之后每公里收费1.4美元———与上海相比，谁更便宜显而易见。

　　在私车普及率极高的美国，出租车乘客数量十分有限。经常打的者一般分为3种：前来出差的外乡人、酒鬼和不开汽车的人。不开车的人除了部分养不起车的穷人，还有很多是驾驶证被吊销的“马路杀手”。

　　在可乐瓶里“方便”

　　对于一个刚上路的新手来说，认路并非难事，美国的地面交通十分发达，城里也有不少高速公路;语言障碍不过几天就能克服。最令人头疼的是，不知上哪儿去拉生意。

　　刚开始几天，我常常忍受空驶的寂寞，一个人在车里“如饥似渴”，难得有人扬招，便如久旱逢甘霖。车里装了对讲机，调度员的声音一响，就绷紧神经，像做抢答题一样———谁的动作快，就能先抢到生意。有时，对讲机传来信息，“徐家汇”有客人要车，我当时明明在“五角场”，也会抢先冲着对讲机大吼：“我就在附近，马上过去。”一放下对讲机，便窜上高速公路，用力踩油门，没命似地飞驰而去。

　　有时，好几个小时没拉到一“差”，尿却憋了一肚子。高速公路多，停车不方便，我只能在车里备一个可乐瓶，就地解决。

　　一年中生意最淡的一天，我只赚了10元。但比起那些入不敷出的同事，我还算幸运的。跑了个把月，我渐渐摸出了门道———上午到机场，出差的人刚下飞机;下午跑宾馆，出完差的人准备退房;傍晚到街坊，很多居民在晚饭前坐出租车去采购。

　　为小费超额“偷着乐”

　　美国的乘客有给小费的习惯，数额一般为车费的20～25%，我接送的客人中，10个中有9个给过小费。

　　有时，小费会意想不到地“超额”———我常常为此“偷着乐”。那年夏天，一个到克里夫兰来探亲的女大学生上了我的车，聊着聊着，发现我们所学的竟是同一个专业。他乡遇“知音”，让她倍感惊喜，下车时，她给了我双倍的车费。

　　酒鬼有时也十分“慷慨”。不同面额的美元尺寸一样，颜色也是绿的，只是上面印的人头不同———酩酊大醉的乘客哪分得清，明明只有20元的车费，他会莫名其妙地塞给我100元。我告诉他给多了，他却卷着大舌头说：“就当小费吧。”天气寒冷时，飞机常常误点。机场里的出租车往往供不应求。于是，很多乘客只能拼车。与上海不同，那里拼车的人依然正常付费，各付各的，便宜全给司机赚了。

　　“司机身上只有5元现金”

　　当地有一种说法，出租车司机这个行当，要比警察危险得多———每年出租车司机的死亡率比警察高3倍。

　　出租车司机身边总是有不少现金，经常会被犯罪分子“铆”上。尽管很多出租车上安装了坚硬的储款箱，钥匙只有回公司才能取到，车身上还喷刷着醒目的字样“司机身上只有5元现金”，但危险还是不断发生。

　　有一次，我在一个黑人街区搭载了一对母女，母亲要把女儿送到亲戚那儿，然后再坐我的车回来。回程的车上，这位肥胖的黑人妇女坐在后座，和我聊得非常开心。到站了，她问我能否找开一张百元大钞，我刚说完“当然可以”，就听到开车门的声音，回头一瞧，她肥胖的身躯已经灵活地钻出车门逃之夭夭了。我马上追上前去，只听她大吼一声，街边立刻窜出一二十个黑人，气势汹汹地朝我冲过来，有的手里拿着砖头，作势砸车。我赶紧钻回车内，调头就跑———以后再也没到这个街区去过。

　　我的一个白人同事运气则更差了。有一天，他赚了400多美元，却在最后一刻遇上了劫匪。匪徒用枪顶着他的脖子，逼他交钱，他心疼这来之不易的400元，不甘就范，于是急打方向盘，想乘乱下车求救……他终究慢了一步，子弹从他的手掌穿过，射入脊椎。后来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下半身却永久地瘫痪了。警方悬赏5万美元捉拿凶手。几年过去了，直到我离开美国，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还有一种险情，经常发生在气候恶劣的时候。克里夫兰的冬天很冷，零下10℃是家常便饭。一到下雪天，路上总有没清理干净的残冰。高速公路上的残冰，好似大海里的漩涡，车轮打转、车辆翻滚———每天都会发生无数起这样的车祸。我也未能“幸免于难”。那天，在一条公路上，车轮突然打转，我方向盘没能把住，车子在原地180度调头，后排乘客差点晕倒。幸好对面车道没有车驶来，否则……虽然天寒地冻，但那天我手心和身上的汗能倒出一脸盆。

　　“我没带钱，要不……”

　　深夜，在喧嚷的酒吧区，一位迷失方向的女子坐上我的车。把她送至目的地后，她却双手一摊：“我没带钱，要不和你‘爽’一下……”在美国，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有时，甚至男乘客也会对我说出这样的话———克里夫兰街头有不少堂而皇之的同性恋酒吧。

　　一天深夜，一个烂醉如泥的大汉钻进我的车厢。我开了足足半小时，才把他送到宾馆。谁知他一开车门，向我挥挥手：“不好意思，我没有钱。”径自离去。我马上叫住他：“回来!回来!”这个醉汉倒也听话，迷迷糊糊又钻进了车里。我一踩油门，开到了就近的警察局，他还浑然不觉。我下车去报警，“叮嘱”他：“不要乱跑，等我回来。”这老兄果然老老实实地蜷缩在后车厢打盹。不一会儿，两个警察把他抬进了警察局，据说拘留到第二天下午才放他走。虽然出了口气，但我的损失却无法弥补了。

　　他们也花“公家”的钱

　　创记录的那一天，我赚了700美元，那还得“感谢”航空公司误了客人的班机。

　　那天晚上我正好在机场排队候客。有一弟兄俩从德克萨斯州来，在克里夫兰转机赴温哥华，航班却误点了。航空公司承诺，如果他俩非要今晚赶去，可以安排出租车。弟兄俩点名要乘“黄色出租车”，我是队伍中的第一辆黄车，便中了“头彩”。当晚9点多，我满心欢喜地开往边境城市水牛城。往返约600公里，我回到克里夫兰已经凌晨1点多。这一“差”，我就进账500美元———全由航空公司签单。

　　美国人也乐得花“公家”的钱。在选举日，老百姓到选区去投票，来回打的费都可以由选举委员会报销。到了那时候，我的生意总是特别好。

　　“我是克林顿的内勤”

　　一次，在机场，一个彪形大汉跨进我的车。黑西装、黑领带、一个皮箱、一副墨镜、不苟言笑———这个乘客还真有点“酷”。在美国，沉默被视为对顾客的不尊重。在出租车上，我早已磨成一张“贫嘴”。彪形大汉刚上车，我便与他搭讪：“你到克里夫兰有何贵干?”“克林顿下个月要到这儿来。”“克林顿要来?关你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是谁?”“要知道你是谁干嘛?”彪形大汉无可奈何地冷笑一声：“实话告诉你，我是克林顿的内勤人员。”我恍然大悟，随即想借此机会探听一下克林顿的内幕消息。但任凭我怎样旁敲侧击，他始终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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