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脑是全新的销售方式，它提倡零库存。它通过电子商务在全世界接单，但把生产基地设在昆山。只要戴尔接到订单，昆山保证在48小时之内把戴尔电脑从上海运出。昆山的秘密就在于它已经把自己先进的电子制造业纳入了全球经济链的运行之中。

记者：你感觉美国想对中国投资的人最关心、最想要了解的是什么？

张海洋：从商业角度讲，现在美国商人里面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的，已经基本没有疑问的，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中国在未来50到100年之内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的好处是新兴的，就是开发之中的市场，所以商机无限。这个大家都共识了。

大家顾虑的、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政策的不透明和运作的不透明。是对中国社会中期和远期的预测有一种不确定性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是他们最大的担忧。商业这一块他找一个市场调查公司给他们做市场分析报告，很简单地就能做出来，中国证券市场、汽车市场什么情况，他能做出很漂亮的报告。但是他们要找我们谈，谈的是对中国未来变化的预期。

我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义在哪个地方呢？是给中国自己买了一张保险单，这张保险单不是给中国用的，是给外国保险家看，他们知道中国纳入了国际经济体系之后，至少确定性就明确一点，就不用预测你将来好不好。如果按国际惯例办事，所谓国际惯例往大的往小的说都可以，比如商业归商业，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这是最大的国际惯例，国际惯例往大的讲就是市场是市场，政府是政府，这是加入世贸组织真正的意义所在。照这个方向走，市场的东西让市场自己解决，政府的事情政府管去，剩下的经济问题让经济自己去做。如果中间界线很清晰了，他们就感到放心了。因为只要你把界线弄清晰了，他们认为中国市场没问题了，将来商机摆在这儿，所以他们就会进来。所以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很多投资商敢往里投钱了，就是这个原因。

郑曦原：我刚刚参加外交部一个“经济与外交”的专题调研组从江苏回来。我发现在实际的商业运作中，在经济的层面，中、美两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紧邻上海有一个昆山开发区，这两年发展十分了得，现在昆山市政府的财政平均进账每天高过1000万元人民币。昆山的秘密在哪儿？

以戴尔电脑为例。戴尔电脑是全新的销售方式，它提倡零库存。它通过电子商务在全世界接单，但把生产基地设在昆山。只要戴尔接到订单，昆山保证在48小时之内把戴尔电脑从上海运出。昆山的秘密就在于它已经把自己先进的电子制造业纳入了全球经济链的运行之中。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很难想象，类似于戴尔和昆山这种紧密的商贸关系，随着合作范围的扩大和合作层次的加深，它不会从政治层面反映出来。正如列宁说的：“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表现。”所以，中美之间日益扩大和加深的经济关系必然推动两国政治关系的不断深化。事实上，这种共同的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了稳定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而且是牢不可破的基础。

张海洋：我觉得从文化交流上确实很重要的。其实商业还是比较浅层的东西，再往深挖就是文化。像政治交往、外交交往、军事交往、商业交往这些最根本的就是文化交往，文化交往是基础。

我顺便也讲为什么写这书。商业文化也是很重要的，说你对中国很了解，其实也是了解一些表面的现象，知道一些大城市，对一些真正的东西也谈不到了解。正是因为看到太多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的东西，我想写一些东西。举一个小例子。某市市长到纽约去招商引资，带着一个代表团去。某市外办给我们使领馆发一个传真，他在安排方案里提了很多要求，其中有一条要求写着：“请安排少年儿童到机场迎接，并安排女青年献花。”这是某外办发来的传真。我当时觉得这帮人没睡醒，这都什么时代了？你到了美国，要求少年儿童接机？要求安排女青年献花？这是什么状态？这说明对美国文化的不懂。在东方文化里面，老美来了我们也是少年儿童迎机，我们是表达心意了，但是老美不欢迎，他感觉少年儿童不上学，还要在这儿晒着太阳。这就是一个小例子。

再比如去接了很多代表团，一年接100多个团，带着去大公司，惠普、思科、英特尔，我们说这是个省长，你们得副总裁、总裁出来。人家百忙之中出来，出来谈了两句，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谈不下去了，都睡觉了。开始我感觉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这帮人素质偏低。后来我想想，素质是一方面的问题，这里面又是对西方文化不太懂了，这种睡觉是时差问题，有几个是不睡觉的：第一，私营企业的老板不睡觉，他能克制住，因为那是关系着自己的利益；还有代表团的头儿不睡觉，因为他有面子问题，他底下的人在看着他；底下那些人、政府官员，又不是头，又不是他发言，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其实不见得他素质特低，就是时差。你说让你24小时不睡觉，再让你去谈判，没有不睡觉的！应该怎么办？

记者：讲一讲你们的职业生涯里印象比较深刻的事。

张海洋：西雅图年会那是1999年年底，那时我去了还不到一年，那次会议还是很重要的，美国希望1999年开始新一轮的贸易谈判，而且由美国主导，因为克林顿和巴尔舍夫斯基都要下台了，中国代表团非常大的规模，当时中国的石广生、龙永图、李肇星都去了，代表团非常庞大。我们商务处一共五个人，去了四个，我们在那儿接待多少人？国内去了30多个人，日内瓦去了10多个人，华盛顿大使馆去了10多个人，加拿大去了五六个人，旧金山总领事大使又去了，五个方向来的人，那次本来我们就觉得压力特别大的。

西雅图年会当中就出现暴动。后来完全失控，最后发展到完全戒严。开始晚上戒严，后来白天戒严，开始时示威，后来发展到示威者形成人墙堵住会议入口，不让代表入场，再后来殴打代表，其中把一个国家代表团的代表打伤了，再发展就是打砸抢，完全是暴乱了。开始是武装警察，后来正规部队上来了，完全荷枪实弹，把所有街口都封锁，每个代表团只让一辆小车、就是团长的坐车在饭店和会场之间开，限定路线。我们代表团60多个人住在一个饭店里面，有一些双边谈判还要进行，后勤保障还要跟上，跟双边谈判代表接洽好了，后来都乱了，就是哪个代表团的电话通了就商量，谈，然后把部长送过去，把谈判人员送过去。部长们还要吃饭，代表团也要吃饭，这种时候急得每天晚上不睡觉。

那时候在那儿待了一个礼拜，就基本上没睡着觉。吃饭，我们就订盒饭，部长也吃盒饭。从远处订盒饭，用大车拉着，车停在戒严圈之外，我们商务处的几个人去扛，要跑两趟，一次扛不完。在那地方365天有200多天下雨，天天飘着零星小雨，非常艰苦。一个礼拜下来，感触非常非常深，那种时候能过来了，以后干什么活都不用担心了。

张海洋：1999年赴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任商务领事至今

郑曦原：外交部二等秘书，曾在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工作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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