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美国那年，本打算寒假回家，后来发现那年春节是在美国寒假后四天，因为很怀疑自己到时候是不是想回来，就忍了忍在美国待这一个冬天，那时我是TA，寒假没什么事儿，就和几个“单身汉”一起准备新年联欢。

　　当时CSU有个中文学校，就是教在美国的中国小孩子学中文的地方，一般过年他们是要出节目的。不知是谁的主意，那年一定要我给那些小孩排个舞蹈，可能看我平时酷爱交易舞的缘故。开始我想并不为难，在清华好歹上过舞蹈课，学了一堆蒙古舞，西藏舞什么的，挑几个基本动作，加上些队形变幻，凑上一支曲子的时间，就搞定了。所以没皱眉就答应了。

　　接受任务之后先是编舞。首先要找曲子，才发现远比在国内困难的多，在国内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你要的曲子，在美国只能在留学生中找，大家出国带的磁带本来就不多，还仅限于一些流行的老歌，那时真让我怀念那些盗版满天飞的日子。花了近一周的时间我才找到了一个秧歌调儿，热热闹闹的，象过年的样子，就决定排个大秧歌。那时我脑子里有个雏形是在清华学的一套，还考过试的。按照那个的路子和曲子的小节数，去掉比较难的动作和太复杂的队形变换，就撺出一个准秧歌。

　　本来我想都这么简化的舞了，一定好教，没想到还是低估了这些“小毛孩儿”。先是排队形，一共也就十几个人，我先按高矮排好了队形，刚要开始讲动作，两个小孩就打成一团。劝开了之后我才发现排队伍要把男孩子隔开，特别是调皮的。重排了队形之后，就开始教动作。大秧歌的基本动作很简单，给他们讲了几便，他们就开始练了，这一练我才知道什么是美国的自由，本来最后一个动作是甩手腾空，我讲了好几遍，也作了几遍，他们作起来却五花八门，怎么跳的都有，有的跳完就坐在地上，有的转着圈儿的跳，有的快落地时打一下前边的小姑娘，只有几个女孩做得比较好。整整花了一个下午才让他们把基本动作作得比较规范了，我也累得口干舌燥。

　　然后就讲队形变换，才发现比基本动作还难，这些小孩子年龄差别比较大，从5岁到10岁，语言能力也有差别，有的只懂英文，有的基本不懂英文，有的理解能力不高，无论英文与中文，我只好用中英文讲，对个别孩子还要单讲，对我的体力与耐心都是极大的考验。几经周折，才把队形变换排出个样子。

　　下面是和音乐了，真让人哭笑不得，有的因为音乐基础好，一下子就可以配上音乐，有的却一点儿也听不出，按自己的理解跳，有时比别人快上好多，有时却又慢一两个小节。这样的几个孩子我单独陪他们听了好几次，家长也帮着弄，才有些眉目。

　　大致排好就是一次次地合练，找问题再提高了。一次和演时，我发现好几个小孩跳时沉着脸，一点儿笑容没有，我对他们说要笑，让人们觉得你高兴。一个小孩当时反搏说：“为什么要笑呢?音乐并不让我高兴呀?”别的小孩纷纷表示赞同。我突然明白了，这是文化差异，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只是爸爸妈妈曾经生活的地方，或者说他们听过这个词儿，却没有实际的认识和理解。业余时候我问几个比较大的孩子会不会背古诗，竟没有一个会。我忽然觉得很悲哀，古诗是那么绚烂的中华文化，在诗中有那么多的人生精华，他们是无缘享受了。等他们再大一点，不只会不会也喜欢金庸，体会书中浓浓的文化氛围。等他们开始自己的人生路的时候，不知他们会不会也把“威武不能屈，贫践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作为人生的境界?所以当我给他们讲大秧歌为什么表示欢庆时，我尽量多地告诉他们遥远东方的那条龙的故事，这是我们的根哪。

　　因为晚会那天我还要做主持人，所以又是从早忙到晚，排节目单，写台词儿，安排背景音乐，串台词儿，忙了一上午，下午再给这些小孩子练一遍，带着领队的小孩跑台。都忙过之后，就等晚上演出了，我正想歇会儿，一个小孩过来特认真的问我：“阿姨，昨天我听一首歌，说：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可是为什么肚子会流泪呢?眼睛才会呀。这是不是中国才有的呢。”望着天真的小孩儿，我一天的辛苦全灰飞烟灭了。晚上的演出得到很多掌声，我想如果这些小孩子能有些收获，我就很满足了。

　　(12)

　　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搬了家到新的城市，却等不到PRATICALTRAINING，等得太烦了，就决定出去溜溜，结果上周匆匆成行。从做决定到出家门就两个小时，飞是别梦想了，每天通宵在网上逛，精神极差，也不敢自己开，想来想去，只有做GREYHOUND了，也就开始了我的艰苦行程。

　　朋友送我到车站，感觉就象到了芝加哥，一片的黑世界，有穿着拖鞋，破背心儿，走路左摇右晃，张口就吐痰的高个老黑;有抱着无数行李，带着脏棉被，脏枕头，领着许多孩子的妇女老黑。我对黑人并没偏见，但和一车的老黑同行心里很怕，感觉就象午夜在纽约作地铁，慎慎的。

　　本来是7点开车，大家也早以整整装待发了，开始左等右等不见司机，有的人开始抱怨，说要误了下一班车了，有的小孩子受不了就下车去溜溜。我两班车之间有半个小时，所以司机迟到25分钟之内都还能容忍，但眼看着快8点了，司机还没影儿呢，我就不作奢求了。8点20分，一个穿着脏制服的胖老黑来开车了，也不打个招呼，上来就走，这时，一个女的的孩子还在车下，想要他等一下，这个老黑火气忒大，说他在不在和 我开不开车没关系，就继续要走，那女人刚要发火，小孩回来了， 才平息了这个小纠纷，胖老黑就气呼呼的开车。中途不断地停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就任他开。后来到了一个大站，我问司机我是不是在这儿换车，他却问你那儿来的呀，真漂亮呀，下得我快走。

　　好不容易找到我换车的地方，我该做的车早该走了，却发现好多人在等，一问才知道，那班车司机早来了，却没车。通知说等20分钟，他们等了两个多小时还没影儿呢。地上到处是痰迹，烟头，我站得很累却不敢找地方坐，因为到处都很脏。一会儿，一个看着很小的白人女孩来找我询问情况，刚一开口，我就被她嘴里浓郁的烟味儿伴着口臭熏得很难受。当时真的感觉漫漫长夜难挨，也下定决心我家里是决不会准备烟来招待客人的。等得我有些饿了，却不想去买吃的，因为我觉得沐浴在这种空气下的手洗都洗不干净，只盼着快点儿结束。

　　好不容易有车了，就继续上路。虽然耽误了很多时间，好在下一班车也晚，竟没有耽误一班，时间表看来只是参考。到达目的地后，打电话竟没找到朋友，只好自己想办法。车站门口的TAXI无一例外又是老黑，争先恐后地拉生意，我实在没有勇气上任何一辆。好在路不远，就决定自己走。走了一半路，觉得要歇歇就停在路边儿，路边儿两个墨西哥人正在发动车，看着还面善，就问

　　他们要个RIDE，他们挺NICE地就帮我拿行李，上了车才知道他们基本不懂英语也不认识我要去的地方，我只好指路。我说：“TURN RIGHT”。并打了手势，他似乎没看见，左手右手轮流比画着，说“RIGHT? RIGHT?" 然后又摇头。我就拼命作手势，总算到了目的地，累得要死。

　　这次作GREYHOUND恐怕是我第一次和蓝领阶层在一起了。我真的深信，教育是富国强民的根本，对那个国家都不例外。

　　(13)

　　来美国是念书来的，就不能不说说念书的日子。在美国一共念了八门课，做了一个论文花了两年时间。其中我有三门课是一个人教的，和他相处两年，终生难忘，他就是Dr. Jacobs.

　　刚到CSU时，老板给选课，一定要选一门7字头的，那时心理很虚，班上7个人，只有我一个是刚毕业的本科生，其余全是PHD，而且这门课的三门先修课我一门都没学过，就和老板商量以后再学，老板却坚持说以后就不是这么好的老师教了，就只好硬着头皮去学。

　　课在很远处的一个山脚下的校园上，又没有BUS，就只好求人给RIDE。第一次上课时没进教室，就见一个银发老人拿着一听可乐坐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地讲着什么。看见我 就说：“你就是那个想退课的女孩吗?留下来不会让你失望。” 他的课确实好听，他经常拿起笔就整板整板地推公式，或坐在桌子上洋洋洒洒地就讲完了十几个PAPER。经常是复习时才体会到他把理论和实际结合的那么完美，而且有一种融会贯通的感觉。他的作业很多，也很难，但作完之后你能那么清晰地体会到你的进步。但他的课从没时间限制，经常是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本来我都是和人讲好来接我下课的，可他实在没个定点儿，逼的我到美国不到两个月就借钱买车了。他的考试也与众不同，期中考出了三道题，让我们随便做，做完放他门下就可以回家了，他就不见影子了。我们一做就做了六个小时，觉得实在再做不出什么了才交卷儿，那当时也真是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他的PROJECT发下来就更不能活了，开始时看都看不明白，看明白了就有是通宵达旦的作了。做的过程中可以自由和他讨论以加入一些新的IDEA，或得到帮助。那时我们几个他的学生被他整得很惨，我给妈妈打电话时叫他“疯老头”。

　　上了快一学期的课，才知道“疯老头”是CSU的工学院院长，他在UATH 和PSU都做了许多年的系主任，就到这儿来做DEAN。本来CSU的工学院排40几名，他来了以后作了个改革，就掉到60几名了。当时校长正在考虑换人。但我还是很喜欢他，喜欢他渊博的学识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第二学期时，他教一门6子头的课，是那门7子头的先修课，老板又以同样的原因让我选，我当时就怕学不到什么东西。那学期只有三个人选他的课，两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他一看忒高兴说我们就不按书讲了，你们自学，每周交作业，其实他的作业要是做完了，那本书就清清楚楚了。他又是给我们无穷无尽的PAPER，做了无数个PROJECT。那学期的期中考就三道题，我却做了整整一个春假。一学期下来，我觉得这是一门8字头的课。

　　那学期因为系里办公室重修，就调整了一下办公室安排，我和他在一个办公室，他的桌子就在我旁边儿。每天就盼着他来，来了就和我天南海北地聊天儿，从生活习俗到学术科研，他似乎要把一生的经验告诉我。聊累了，就去买饮料喝，他总是说你要喝DIET的。一天他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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