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觉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轻飘的雪花，慢慢地啜了一口咖啡。算一下，这已经是他在美国度过的第六个春节了。每到这个时候，他都和许多在美的留学生一样，在思念国内亲人的同时，感慨时间的飞逝。

六年前，和所有的中国学生一样，张觉民带着对美国生活的憧憬，来到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那种投入一个全新世界的兴奋感觉，至今仍然留在他的脑海中。六年后的今天，回想过去，许多早已沉淀的感触渐渐涌上了心头……

就业的黯淡前景

每当提起在美国的经历，张觉民总是说，自己的情况比较特殊。1998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张觉民直接来到密歇根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攻读硕士学位。当时正是美国IT业最辉煌的时期。一个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在几家公司中任意挑选工作。2000年硕士毕业后，张觉民非常顺利地在波士顿一家软件公司找到了一个收入颇丰的职位。

如果IT业始终保持稳定发展、美国的经济没有出现后来的大幅滑坡的话，张觉民可能根本不会再回到学校继续博士学位。但世事难料，两年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冷冬席卷整个IT业，张觉民就职的整个部门全部被裁员了。

提起当时被裁掉的感受，张觉民的感觉是：不可想象。他当时的身份已经由学生签证转为工作签证，根据美国的移民政策，如果在移民规划局所给的31天内找不到工作，那么工作签证将不能维持。那就意味着他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比较幸运的是，张觉民早在半年前就预感到IT业降温的趋势，于是一直打算回到学校继续读博士，作为后备。因此，在突然被裁员的情况下，他很快便回到了学校，同时身份也转回了学生签证。提起那段经历，张觉民觉得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己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将来发展的方向。但是，美国经济始终处于低靡，确实使工作前景不很乐观。

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非常大。像张觉民的情况，在留学生当中其实颇为普遍。就业市场的巨大竞争压力，还有高失业率，使学校成为中国学生的避风港，毕竟保持学生身份才是留在美国的关键。

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多是来读博士的，何时可以拿到学位，一般由导师通过判断学生的研究能力来确定。在经济环境不好的阴影下，因为担心导师满意自己的研究而可能让自己在就业市场尚未恢复的时候毕业，大部分中国学生只好谨慎地向导师表现自己的研究进展，期待能够等经济好转后再毕业。那样可以比较顺利地拿到工作签证，走出留在美国的关键一步。

回国创业的“本钱”

在美就业前景黯淡，而中国国内的经济则快速发展。如此反差下，一些人确实想过回国创业。

中国目前迫切需要大批留学人才回国服务。而政府为了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引才”政策，为高层次留学人员回国提供更多优待条件和政策支持。同时，留学人员为国服务的方式也变得更加灵活，可以以兼职、合作研究、委托研究、创办企业、人才培养、从事中介服务等多种方式，为国内各类企事业单位服务。

留学创业园是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现时，全国已有留学人员创业园60多家，入园留学人员企业4000多家。

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1.2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平均每百家中就有15家是由归国留学生创办的。而在广州，政府专门设立了6000万元留学人员科技创业基金，以给予海归人士更多无偿支持。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崛起，中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以及中国加入WTO，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生把回国当成了第一选择。许多留学人员纷纷回国寻找自己的位置，体现自己的价值。有统计表明，中国回国留学人员目前正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长。

但是，尽管国内的“海归派”成为越来越大的一个群体，但是对于在美国留学的许多人来说，回还是不回，仍然是一个问题。

顾虑有各种各样，有的人在来美前国内就有很好的工作，“如果现在回国，国内的朋友肯定会说，那是因为在美国混不下去才回来的，”一个留学生忧虑重重地说，“我如果不来美国的话，原来工作的月薪至少是2万人民币，可是现在，我还不知道毕业后能不能找到工作。”

同时，虽然国内有广阔的市场，有各种优待海归的政策，但是，对于回国创业，海外留学生并不认为自己有很大的优势。

在过去的20年里，有近40万人留学海外。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万人学成回国。而且，随着“海归”人数每年不断的大量递增，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归国潮面前，许多人逐渐发现，“海归”的名片并不能让他们成为招聘市场中的抢手货。

一些留学生对此有很清醒的认识，他们知道，回国创业得要看他们能够给中国带回什么样的价值。在张觉民看来，回国创业无非是两点，要么能够带回大量的投资，要么是可以带回先进的技术。但是，作为一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穷学生，既没有资金，又没有经验，回国创业显得不太现实。

张觉民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回国创业的门槛对回国创业的留学生来说还是太高了。国内某机构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制约中小企业的诸多不利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缺乏资金。

目前，国内在风险投资、银行贷款等方面对注册企业的资金要求仍然太高。尽管高新技术园区给企业提供科技基金，但是，毕竟僧多粥少，即便能够申请到资金的企业，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

高新技术园区的贷款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是，资金数量仍然有限，而企业和风险投资因为在短期内看不到明显效益，也很难给这些创业者提供资本支持。高科技开发初期通常都需要大量投入，而对于只有技术而缺乏资金的留学生来说，这是制约他们回国创业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另外，对国内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的认识是另一个影响留学人员考虑回国的因素。许多留学生认为，他们对国内的了解仅限于电视、报纸和网上的新闻，而对于一些更具体的和他们直接相关的经济和政治政策，海外学生可以了解的资源和渠道都很少。同时，国内企业机构来美国招商的机会也并不多。这成为阻碍留学生回国的间接障碍。“国内的机会确实很多，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回国的想法，因为我不知道回去后能做什么。”张觉民说。

此外，大部分留学生已经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因此，对回国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顾虑。很多人都承认国内的社会环境仍然有待改善，因为国内的政策、规定仍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对留学人员来说，回国工作的最大挑战，是协调各种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人为因素所占的比例要比在国外生活工作大得多。

张觉民感觉国内现在的机会确实很多，但是，要得到那些机会，很大程度上与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是分不开的，而这对于在美国生活了五六年以上的留学生来说，适应、建立和协调这些相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不容易，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回国后的陌生感也是另外一个困扰留学人员的问题。赵亮是2001年到哈佛大学读设计博士的，回国推动和改变设计教育体制是他的长期打算。为一些建筑项目的研究，赵亮经常回国。他承认每次回去的感觉都非常的好，很亲切。但是，有时却感觉自己像一个外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游客。”以前对国内的一些变化可能会看不惯，但现在却感觉很新鲜，而且，还能更理性地进行分析，但是，这种游客的感觉让他很不痛快。

生活、圈子、签证

经过一段时间后，大部分中国学生很快就能够适应美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但是，文化上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却始终使他们无法彻底地融入美国社会。

中国学生的社交圈主要还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接触主要只是限于工作和学习。文化差异是主要的原因。对此张觉民举了个例子，“比如说，美国人的朋友聚会主要是寻找快乐，喝点酒，跳跳舞，他们就快乐了。但在中国人看来，我们不知道他们要找的快乐是什么，或者说，他们所谓的快乐，并不是我们认同的快乐。”

语言上的限制是另外一个原因。赵亮认为，除了托福、GRE之外，中国学生过去学习语言的渠道很少，因此许多说法以前根本没听过，在学习和工作中，每当要争论一些问题时，语言的障碍总是最大的麻烦。

正是这种文化层面的深层尴尬，让海外学子总有一种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感觉。美国的生活总体上是平淡安静的。偶尔周末消遣一下，也仅仅是到酒吧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聊聊。而在国内，生活和娱乐会丰富得多。于是这里的人们每次一提起国内的生活，总是带着怀念和憧憬的神情。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家和学校是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偶尔的娱乐，也就是到朋友家聚会、做一些国内的家常菜，大家聊聊天。

由于文化和习惯的原因，中国学生的朋友圈还是以中国人为主。和国内相比，这个社交圈又显得很狭窄。于是，孤独和思念成为远离家乡的留学生心中抹不去的痛。

每当提起回国，张觉民总会长叹一声。他已经5年没有回过家了。因为他的身份曾经转成过工作签证，这就带有明显的移民倾向，如果回国的话，他将很难再拿到签证回美。虽然他的父母已经来美国看望他几次，但是国内其他的亲人却不知何时才能见到。“我很想家。我的外婆和奶奶年纪都很大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张觉民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下来。

因为美国签证政策收紧，许多中国学生是有家不能回。9·11事件之后，美国实施了诸多签证限制、安全检查和特殊注册措施，给在美留学人员带来了很大影响。

签证官以安全检查为由，令返签的学生、学者滞留国内的情况屡有发生。因为害怕被拒签，被“安全检查”，很多人不得不延迟甚至取消了回国探亲休假的计划。

文闻是4年前来美国东北大学读化学专业的，因为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文闻的父母一直盼望他能回家。但是，因为化学被美国定为敏感专业，回国后返签一定会被安全检查，因此文闻的回国计划被搁置了。

“我父母非常想我，我爸爸做梦都梦到我，但是因为化学专业是敏感专业，我怕回国后签证有麻烦。”文闻无奈地说。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和文闻同专业的一个中国学生六个月前回国，前不久才回来，签证被美国使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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