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5年苦读，53岁的我终于拿到美国数学博士学位。我选择到B市大学任教。　　

　　这所大学原为地方学院，教师大多只有硕士学衔，就在聘我那年，刚刚转为州立大学B市分校，并开始招聘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我选择来此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这里直接给予副教授位置，而其他大学对于刚毕业的博士只给助理教授的位置。在我与学校签定的合同上还有一个条件，即试用期为6年，试用合格可以转为终身教授。在美国，一旦成为终身教授，便是端上了铁饭碗，无论发生怎样的经济危机，均不可以解聘。

　　我一走进课堂就给学生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与过去十几年听的课全然不同。很多老师也出于好奇前来听课，后又由好奇转为钦佩而每课必听了。6年来，在我来说不过是认真工作而已。我保留着我那个年代中国教师的认真备课、耐心辅导，也保留着“右派分子”低头干活、不多说话的“光荣传统”(我在大学二年级时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很快地，在学校里我成了一颗明亮的星，但同时又是一颗游离的星。

　　美国人一样有远近亲疏，而我和谁也不近不亲。除性格而外，还因为我是中国人。你一个外国人，居然是教师当中最高学历；居然在学生中引起一片好评；居然得到巨额的科研经费，请访问学者、开国际会议……这一切所引起的嫉妒，导致了在转终身教授时的一场闹剧。

　　试用6年转为终身教授一般而言是水到渠成之事，更何况6年来每年对我的审核也是好评如潮。可万万没想到，“人事委员会”7位成员中4位投了反对票。我转为终身教授在最基层被否决了。其主要理由是我在教学会上发言较少。

　　人事委员会中的S君很快倒戈了：他觉得这个决议太不公平了。于是他以个人名义在系里进行了民意调查。全体教职员一个不漏。调查结果是，除了人事委员会里那4张反对票外，其他所有人均表赞成，并郑重签名。这份民意调查和系人事委员会的决议同时送交到上一级，也就是理学院人事评审委员会。

　　据说院一级专门召开了扩大会议，各系人事委员会均有代表参加。应当承认，老美有民主素养，会上发言、表态均鲜明、坦率，并不左顾右盼。后来有人向我透露，扩大会议经过了相当激烈的争论，最后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我6年来工作成绩显著，理应转为终身教授，并形成决议，呈报副校长审批。

　　可是，副校长居然推翻了会议决议，不同意我转为终身教授。他强调：基层了解一个人最清楚，所以他一向最尊重基层意见。接下去就是一系列快速动作。他先是找我个别谈话，向我通知最后的决定，并表示遗憾。按美国规定，试用期满不能转为终身教授的应离开此校，另谋工作。紧接着下午又找我，说如果我接受这个决定，马上涨一级工资，作为合同教师留任本校工作一年。第二天又叫我在拟好的文件上签字。这个字不能签！于是我拍案而去。

　　我和爱人开始翻报纸看广告、寄求职信、打电话……同时，我们心中产生了一个沉重的问号：美国一直自诩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为什么在我身上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答案很明了：人性的弱点--------嫉妒；社会的弊病--------种族歧视。

　　期末，学校举行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在全校教师列队集合时，一位教师在散发传单。此人是生物教授，平时与我无工作接触，仅仅认识。他一本正经地把传单交到每个人手中，走到我面前也像素不相识一样给了我一张。一看，传单的题目是《为什么？--------许博士事件中令人深思的问题》。在这封公开信中，他称我为全校独一无二的数学家、优秀的老师，还列举了我的一系列表现，最后相当鲜明地指出：“我们标榜自己是优秀的州立大学，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位优秀人才；我们标榜是人权平等的国家，为什么不能接纳一位与我们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好人呢？”我注意到每个人都看了这份传单，整个毕业典礼，学生教师中一片低语声，也有人指指点点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

　　第二天就是暑假了，按计划我要去X市工作四周。在离校之前，我带上与评终身教授有关的全部文件去闯德国人的办公室。在招聘我时他曾多次向招聘委员会进言招个中国人。我来此工作后，他对我也有一些关注。现在他已官至副校长。事先没有预约实在不够礼貌，但事情紧迫，已顾不得了。当我把系人事委员会的决议、S君在系里的民意调查、理学院评审委员会的决议、副校长的决定及叫我签字涨一级工资并留任一年的文件、生物老师告全校师生的传单，依次摆在他面前，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他已激动得脸红脖子粗了。接着他又询问了一些细节，然后情绪激昂地说：“你算找对人了！我是本地区平等委员会的代表，你这是明显的不公平竞争问题，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管到底。这不是为了一个许钟灵，是为了众多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

　　后来，这位德国人做了什么我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教师工会开过会，学生联名写过给校长的公开信，并登在校报上。校长也给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每位同学复信，表示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还他们所爱戴的老师一个公道……

　　此后，那位掌握人事大权的副校长辞职，转到系里去当教授。老美能上能下，这点很好，见到我仍笑脸相迎，且不忘祝贺我荣升终身教授。我没跟那位德国人单独谈过话，也没请过客、送过礼，甚至没说过一声“谢谢”。对此我这个老中一直于心不忍。而那位生物老师，无论当时或事过之后仍只限于见面打招呼，好像从未发生过曾为我两肋插刀的仗义行为，弄得我倒不好意思再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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