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都是他在说，这个人大概出了医院妇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女人说话，翻来覆去那家健身房怎么好，设施怎么齐备，年费怎么合理，他怎么每周都去，啰嗦死了，难怪三十二岁都没结婚。”

　　“他告诉你他三十二岁？”

　　“他还告诉我以前谈过一个女朋友，谈了很久，后来因为性格不合分手。我看不是性格不合，是觉得他太无聊。”

　　“这个男人对你有意思!他跟你讲健身房是希望你知道他体健貌端，跟你讲没结婚是希望你知道他名草没主，跟你讲女朋友是希望你知道他不是同性恋，”我兴致勃勃地分析，“很有可能他帮你做检查时就已经春心萌动。”

　　“那他也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有男朋友。否则他开给我的那些药是吃来杀蛔虫的吗？”说的也是，估计杨远韬都未必知道郑滢吃哪个牌子的药。

　　“他婚离得怎么样了？”

　　“哪有那么快，他说要盘算盘算怎样尽量减少损失，我看是又开始心疼钱了。我不管，反正我告诉过他，我会嫁给二二年第一个向我求婚的男人。一年的时间，总够了吧。”

　　“万一到时候他离不掉，你怎么办？”

　　“到了那个时候再说，我现在总得先给他点压力。就像我们定工作计划，管它完得成完不成，先要写得像那么回事。”

　　一个月后，Chris和我的合作项目结束，他凭借其中的出色表现升了一级。Chris慷慨地请全部门吃了一顿饭，然后向艾米提出要求和我调换办公室，理由是他现在高我一级，按级别，应该拥有一间转角办公室。

　　那个星期五下午，我用会议室的转椅把自己的东西一样一样推到Chris那间其实差不多大小、只是窗户小一点的办公室，第一次体会到所谓“力争上游”最现实的意义。一扇稍微大一点的窗户，在特定的环境下，代表了许多、许多。

　　回想起来，虽然刚工作时傻乎乎一心求成又没找对门路，受了委屈也不知如何应付，那一段时间却还是很值得怀念。当时，公司好像很有钱，动辄找名目组织活动：新项目要开始了，庆祝一下，找个地方吃海鲜；达到了里程目标，庆祝一下，全部门去看球赛；夏天到了，庆祝一下，海边烧烤，公司报销一切费用外加汽油；秋天到了，庆祝一下，去葡萄酒园品酒，品完每人带一瓶回家；项目结束了，而且居然还提前了两天，了不起，每人一张礼品卡；圣诞节吗，废话，一年一度，不好好开个酒会怎么行？

　　伴随物质而来的是精神上的优越感，人们都很乐观，许多中流砥柱级的人义无反顾地从大公司跳到小公司，怀着“只要公司股票上市我就能赚个满钵”的信念；留在大公司里的，年纪大的想熬到退休拿福利，年纪轻的想“稳定中求发展，在这里混到点资本再跳出去，身价更高”，上班时大家都忙里偷闲瞄着自己买的股票看是不是又往上涨了。每个人都向前看，相信“明天会更好”。如果时间也有颜色，那么，那是一个带着粉红色的、短暂的片段，称之“流金岁月”并不为过。

　　然而，花无百日红，任何东西，好到顶，自然走下坡路。

　　不知从哪天起，空气竟然真的带“粉红色”了，新闻、报纸、杂志、网上漂浮着一个叫“粉红条”的单词。在英语里，给某人一张“粉红条”用来比喻通知他丢了饭碗。二一年上半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

　　公司里第一次飘起“粉红条”。公司赋予它一个煞有介事的名词“资源重组”，听上去很有学问，其实是一堆狗屎——用奶酪和西红柿镶边，撒上胡椒和迷迭香，再浇一朵奶油花，还是一堆狗屎，发明那个词的人应该自己先吃一口，看他说不说“味道好极了”。

　　虽然已听过好多次，当“粉红条”真正飘起，每个人心里还是像经受了一次大地震。艾米召集我们开会，带着她招牌性的微笑说，很遗憾，从今以后，我们部门将“失去”两名员工，其他人还是各居各位，她真诚地祝愿那两位员工在别处能有更好的机会。当然，这个美好的“祝愿”，那两个人是听不见的，因为半小时前，他们已经在人事部门员工的“陪同”下离开了公司。

　　剩下的半天谣言四起，有人说这和第一季度业绩有关，裁员是为了把股票拉上去；有人说裁这些人杯水车薪顶什么用，立刻被一眼瞪回去，“你难道还希望多裁点”；有人说裁的主要是将近退休的；也有人说某个部门新进公司的某某某跟着上司一起滚蛋了。听得所有人心里加倍发慌。

　　我坐在办公桌前越过电脑屏幕看窗外碧蓝的天空，天只是一味地蓝，毫不含糊，没有一丝忧伤，也没有一点同情心。我想起就在去年，公司招我进来还发给郑滢六千块钱的推荐奖金，觉得美国真让人“经风雨，见世面”。

　　我每天晚上临睡前和程明浩通一次电话。我喜欢钻到被窝里，把手机放在枕头上，然后把音量调大一点，耳朵凑在它旁边，有时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他告诉我西雅图天气不好，三天两头下雨，我说：“谁叫你自己喜欢跑到那儿去，我在哪里，太阳就在哪里。”

　　偶尔，我打开他的电子邮箱看看，他的邮件不多，无非是从前的同学和朋友，都很简短，也从来没有张其馨的。几次下来，也就懒得去看了。

　　两个多月后，公司第二轮裁员让所有人拎清了形势：“过去的好时光”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一轮“资源重组”涉及面更广，来势更凶，走路的员工待遇更差。整整一天，公司里气氛沉重得像压了块铅，大家彼此见面先要端详一番对方脸色再开口，惟恐人家刚刚被裁而自己说出什么会导致“不必要刺激”的话来。

　　我在电梯间和那位客户服务部门的冤家不期而遇，自从那次被当众出卖，我见了他都绕道而行，今天不巧，迎头碰上，只好尴尬地笑笑。他手里抱着一个大纸盒，电梯门刚关上就开始骂娘——当然用的是英语，先骂公司过河拆桥，后骂管理层借机整人，再骂员工之间内部倾轧(他大概已经忘了和我之间的过节)，最后扔下一句：“看好了，那帮人一个都没有好下场。”他们部门被裁了足足三分之一，他属于倒霉的一员。

　　电梯到底楼，我已经不再恨他，也不再那么恨Chris。我意识到，我们这些人不过都是一棵大树上的小猢狲，平时为抢一两个香蕉或桃子你争我夺，然而，当面临树倒猢狲散，我们的命运都不握在自己手里。

　　这一轮裁员中，我们部门又“失去”了三个人。大家各就各位，毫无怨言地接过分到手上的额外工作，好像那些人从来没存在过。不知不觉间，大家变乖了，变勤奋了，变得任劳任怨：再没人提早下班，再没人一顿午饭吃两个小时，大家开始周末把电脑带回家有事没事发个电子邮件出来表示“我在干活”，开始细心揣摩主管的心思，原先的“我要如何如何”变成“我要讨老板高兴”，而后突然发现，老板大概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容易不高兴的生物了。部门里的一个马屁精甚至专门写了一套代码，输入同事们的大致年龄、工资、年审评分等参数，凭之计算每个人相对于自己被裁员的几率，以确定要对付的对象。裁员比海鲜、烧烤、球赛、酒会、礼品卡加在一起更能提高工作效率，这一点公司人事部门大概始料未及。那种情形让我想起一句古话叫“棍棒下面出孝子”。

　　工作比以前更忙，但我还是在五月底请了两天假，加上长周末，打算去西雅图看程明浩。我记得，那个周末是他的生日。

　　我给他买了一块手表做生日礼物，长方形的表面，银灰的表盘，指针在上面闪闪发亮。我觉得这块手表很“像”他。

临行前，郑滢笑眯眯地递给我一样东西，用粉红色礼品纸和缎带包得像模像样。

　　我打开包装，是一盒保险套。

　　她好像怕我不识货，还凑上来补充一句，“这一种是这个牌子里最高档的了。”

　　我红着脸骂她，“神经病。”

　　“关璐，我已经想好了，将来你结婚，我给你陪嫁一打三十六个大包装的保险套，以平均一周四个计算，多退少补，可以用大约两年，两年以后呢，我看你也差不多该生孩子了，”她得意洋洋，“是不是很周到？”

　　郑滢自作主张的好意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因为飞机一到西雅图，我就发现“老朋友”来了。不知是因为旅行，还是临上飞机前吃的那杯冰淇淋，抑或是某种奇特的心理暗示，总之，它提前了足足一个星期。

　　程明浩摸摸我的脸颊，说：“你怎么又瘦了。”

　　我说：“因为巧克力吃得少了，你不在，没人给我买。”

　　他笑着说：“以后补给你。”

　　程明浩和一个在西雅图某家电脑公司工作的人合租一套公寓，我走进他房间，看见地上另铺了一个床垫。他说：“晚上你睡床上，我就睡这儿。”

　　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一点说不大出的味道：这个问题我们从没讲明，他这么自然地解决了，我不由得想，难道他真的一点都不想要我？

　　他房间的窗边挂着一个别致的风铃，用贝壳串成，看得出是手制的，风吹过，声音十分悦耳。我问他哪里来的，他说是一个同事做了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是女同事吧？”

　　“是的。”

　　“她为什么要送你生日礼物？”

　　“前两个月我帮她搬过一次家，她大概是感谢我吧。”

　　“她为什么要送你一个她自己做的风铃？”

　　“这……我不知道。”

　　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你们关系很好？”

　　他点点头，“只是工作上的。你不要乱想。”

　　我愤怒起来，“工作上的好朋友碰到了生日送Starbucks礼品券，不是什么风铃!”

　　我的声音在小小的房间里显得很尖锐，像一根被横空扯断了的铅丝，还在微微地抖，牵动着空气一起跟着发颤。我们两个人都吃了一惊，他动动嘴唇，什么也没说。

　　我们面对面难堪地沉默着，每一秒都显得格外漫长，终于我无法忍受，脱口而出，“对不起，我忘记你的生日了，所以没有准备礼物。”说完我又盯着他的眼睛，想看他有什么反应。

　　“不要紧，你来看我就已经很好了。”他的眼睛居然还那么平静，一点失望也没有。我的心像被刀子狠狠划了一道：他把别人送的生日礼物挂在窗前，却不在意我记不记得他的生日。我想起包里那块手表，恨不得立刻把它拿出来砸烂。我恶狠狠地瞪着那个风铃，“你把它还给人家。”

　　“这不大好吧？”

　　“你还不还？”

　　“真的不好。璐璐，你听我说，我们的确没有什么，只是比较好的朋友。”

　　“我不信。”我一把扯下那个风铃，扔到桌子上。

　　“璐璐，你要讲道理!”程明浩的声音也提高了。

　　“我讲道理，可是，就不跟你讲道理!”我火气高涨。

　　他不再说话。我更加生气，一个劲摇他的手臂，可他就是不说话。我的心突然被一阵绝望攥紧，当一个男人不和你说话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可笑而真切的事实：自从我认识程明浩以来，他的生活里好像总是有某些人、某些事，离他比我更近，我不知道那些人、那些事离他究竟有多近，就变得草木皆兵、有醋就吃，不管有没有道理。

　　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算得上通情达理，只有伤心难过了，才会不讲道理。他嫌我不讲道理，那么，他为什么要让我难过？

　　终于，我低下头，拉拉他的手指，“对不起，今天情绪不大好。月经来了。”

　　他慢慢地把我的手握在掌心里揉着，“那你还要发脾气。”

　　我的眼泪立刻流出来了。

　　晚上，我开始肚子疼，一阵阵定时发作，痛得我脑袋发晕，靠做深呼吸来分散注意力。

　　虽然包里有睡衣，我还是穿着程明浩那件旧的浅银灰色衬衫钻进被窝。衣服上有他的气息，我喜欢他的气息包裹着我。

　　程明浩替我把被子塞好，说声“晚安”，也去睡了。我睡不着，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特别希望自己是个男人，可以免去这种无处清算的烦恼；像程明浩，虽然躺在地上，我担保他老早睡着了。

　　不知多久以后，痛经愈演愈烈，我开始辗转反侧，一连翻了几个身，我听见他问我：“怎么了？”他居然还没睡着。

　　我打开灯，告诉他我肚子痛。他问我：“很厉害吗？你脸色不好。”

　　我勉强对他微笑一下，“还可以，”然后把手按在肚子上揉，“不要紧，以前也经常这样，过一会儿应该就会好。”

　　我关上灯，翻个身，一边揉肚子一边开始数羊。数到差不多一百二十只羊，我听见程明浩站起来，轻轻地爬到床上，躺到我身边，他说：“来，我帮你揉。”

　　我点点头。他从背后把我抱在怀里，一只手伸过来，缓慢而有力地替我揉着，像一只不会冷掉的热水袋。他用下巴蹭着我的头发，吻了一下我的耳轮，“这样是不是感觉好一点？”

　　我半闭起眼睛，“很好。谢谢你。”

　　过了好一会，果然舒服多了。一样揉肚子疼，男人的手就是比较有效。

　　我对他说：“你对我真好。”过了一会儿，又有点心酸，“你对谁都好，就像张无忌。”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不是那样的。我和那个女孩子真的只是好一点的同事，她从来都没来过我家。那个风铃，我只当是她的一片好意，没想到你那么在乎。真有什么，我怎么还会光明正大挂在那里等你发火？”

　　我说：“谁知道你跟人家好到什么程度？”

　　他叹了口气，“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算了，不提了，”我说：“我喜欢你这样抱我，像查理·布朗抱着史努比。”

　　“谁是查理·布朗？”

　　“你没看过花生漫画吗？”

　　“有人说过我是土包子。”

　　我笑起来，给他补课，“查理·布朗是花生漫画里的一个小男孩，也是主人公，史努比是他养的小狗。史努比是全世界最最可爱的一只狗，长得胖胖的，和人一样可以站着走路，高兴了耳朵会竖起来拧成两个麻花。它不会说话——狗当然不会说话，可是很聪明，会通过表情和气球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人家，它还会用打字机写小说呢，不过就是写得不怎么样，”我打个哈欠，“查理·布朗其实是个挺倒霉的小孩，凡是他组织的球赛啊、游行啊，一定下雨，他干什么好像都不大顺利，经常被人家嘲笑，但他心肠很好，而且，在史努比的眼睛里，他是世界上最有本事的人，因为他每天会定时把狗食放在盘子里。我想，史努比大概是惟一一个把查理·布朗当回事的吧，”讲到这里，我已经有点迷迷糊糊，“我真喜欢花生漫画，里面的人物永远长不大，一直一直都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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