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肯定没错。我这么和你说，你看她是不是富人：她丈夫拥有一家电脑公司，在全世界拥有112家分公司，分布在英国、德国、日本、印度，现在又开发中国市场；在美国纽约、芝家哥很多大城市都有他的分公司；她在德国有100多亩地的别墅。

走近克里斯蒂，你看她的生活十分清贫，我说清贫是那种既简单又实惠，方便又清静的生活方式。当然和穷困潦倒的那种贫穷、寒酸不一样。

克里斯蒂家住在柏克莱市中心，距离举世闻名的加州柏克莱大学步行可以走过去。这座小洋房有四户人家，他们共同享用洗衣房、后花园和前花园。每天进进出出互相可以见面。这对美国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来说是不太多的。因为美国人太注重隐私，他们经济上稍有实力就一定要搬出人群，越远越好，这种共用公寓的大多数人是刚出大学校门不久的年轻人。克里斯蒂是柏克莱大学政治系毕业的，她热情、开朗、动作敏捷、快人快语。她一直是报社的专栏作家，平日在家工作，虽然是在家工作，她从来也没有放松要求自己，每天到点就坐在电脑前，一丝不苟地认真工作。因为她给自己规定了工作量，这种工作量要求她自己必须分分秒秒地认真工作。其实美国上班族的工作也是用量来要求他们的，而不是用老板的眼睛盯着。

在美国大多数家庭都齐备电气化的家庭设备，克里斯蒂的家却完全不一样。他们家没有电视，没有微波炉；有洗衣机但和其他住客共用；没有烘干机，衣服洗完了，拿到院子里晒；他们家不用微波炉，她说微波炉热饭味道不对。他们晚上也不看电视，小孩子晚上也不许看电视。她有三个女儿，一个上中学两个上小学。她的家只有一部电话机在她的房间，小孩平时也不可以打电话。晚上的时间，她的三个女儿练钢琴、小提琴，吹笛子，分头自己练，然后再聚到大厅里，她和丈夫坐在火炉前欣赏女儿们的演奏。有时，大多数的周末，他们一家人排练，她的大女儿编剧，小女儿导演，她丈夫又当演员又当摄影师，在大厅里有个大木箱子就像剧团里演出携带道具的箱子一样，装满各式演出服装和各类道具。他们一家人有时也邀请朋友和女儿学校里的同学和家长一块来演出。

克里斯蒂家里的家具没有一件配套的，墨绿色的大沙发，两边不是小沙发而是两把一大一小的椅子，很粗糙也没有刷油，那是她自己中学时上木工课的作业，她一直留在身边，坐在那把椅子上写出一篇又一篇有力度的政治论文，所以她不肯丢掉它，因为这把椅子上有她成长的记录。克里斯蒂家的窗帘也是一个窗户一种颜色一种式样，她说这是她大女儿选的，那个大窗户的窗帘是她丈夫选的，那个是她二女儿选的，这是她三女儿选的，厨房的是保姆选的。她谈起每个窗帘的花色、质量、样式都津津有味，好像看画展似的。

她问我，你看每一个窗帘的选择都能看出每个人的个性：我的大女儿性格沉稳，她选的窗帘颜色是淡蓝色布并配有白兰花；我小女儿活泼，她选的窗帘有小动物；我二女儿热烈，她选的颜色橘黄带有金黄色的怒放的花朵；保姆平日节俭，你看她选的厨房窗帘一看肯定便宜。我这样给你介绍你再看我家厨房的餐具就能猜出大概哪个碗是谁的。我还不算笨，经她一介绍，那些碗碟我都能对上号，哪件是哪个人的。

克里斯蒂家没有任何东西是配套的，就连沙发坐垫也是不同的式样、不同质量、不同风格，甚至产于不同国家，有前苏联网扣靠垫的白色的，这是她丈夫从欧洲带回来的，还有她女儿从印度度夏令营时带回来的，印度粗布靠垫、她自己绘制的粗茧蚕竹靠垫。她不解释，冷一看她的家实在太不讲究了，她一解释确实觉得这个家就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汇集着世界各国文化。克里斯蒂桌上有一个日本式的小铜碗，下面有一个棉的坐垫，是八彩图，因为铜碗在大小棉垫上才更能传远的声音，一到吃饭时间，克里斯蒂就用小木锤敲小铜碗，三个女儿就会从各自房间出来，那个情景很像电影里一个引逗观众发笑的镜头，其实克里斯蒂家只要孩子在家常常会来一大帮孩子，而克里斯蒂一敲小铜碗那一帮孩子就会叽里咕噜地过来吃饭。旺盛的人气喷薄着。

克里斯蒂爱孩子，那份耐心和细致倾注的母爱是热情而又理性的。她支持孩子任何童心的表达，只要孩子高兴她全支持。她的三个女儿和小朋友画画，画来画去，你给我脸上抹一道绿的，我给你脸上抹一道红的，你看我的花脸，我看你的花脸，笑得前仰后合。克里斯蒂看见他们折腾到这种程度，不但没批评他们浪费颜色，不好好画画，反而说既然往脸上画这么开心，不如画脸谱。她买来中国京剧脸谱书，她的女儿和同学一块儿画脸谱。她女儿知道我是中国人，把他们互画脸谱的照片给我看，我真不懂京剧脸谱的释意，她的小女儿就给我讲每种脸谱代表什么。她还请我教她唱京剧，我答应她等我回中国学一段再来教他们。

克里斯蒂家接受各国文化，她常把印度人带回家里共进晚餐，因为她丈夫公司有印度裔工程师，请他们教孩子唱印度歌，跳印度舞。有一天，克里斯蒂和我一块儿逛唐人街。我在那边挑东西，一不留神，她买了一大堆我们中国人的祭品，还有叠金元宝的金纸、有盖着红戳的纸钱，还有给死人的灵头幡。她喜盈盈地对我说，太美了，太好了，我回家就挂在门口。我当时真不愿扫她的兴，给死人的东西是不吉利的，没死人是不能挂这些东西的，但我不好直说，因为圣诞节这个吉祥快乐的日子，我怕她扫兴，可我又不能不告诉她，这些东西不是吉祥日子里的东西。后来我委婉地告诉了她，她不但没有半点扫兴，反而哈哈大笑。美国人对死不像我们中国人看得那么可怕、晦气和阴森，他们把那叫做天父召我回家，自信自己做好事的人会视死如归，自己要回天堂了。任我怎样解释，克里斯蒂在圣诞节那天还是把那些中国供奉死者的东西和其他圣诞节的挂件摆在一起，尤其是把死人的灵头幡插在一个显眼的地方。那天所有来宾都很欣赏那件“艺术品”。心里疙疙瘩瘩的我，看着那个灵头幡立在那里，它的本身文化释意已不复存在了，它被克里斯蒂作为另一种艺术来欣赏了。任何一件事，一个物质的东西，一种感情都是文化赋予它的概念，此刻在这里我也必须即刻放弃我的文化禁忌，欢度圣诞不去管这个灵头幡。这也是今晚的挑战。

克里斯蒂活跃而热情，她是学生家长会的头，经常出头组织各种公益活动。比如动员家长每个人做自己拿手的食品送到学校中午发给学生，然后把钱全捐给学校；圣诞节期间组织12个家长和学生把自己家里八成新的玩具擦洗干净，用礼品盒装上送给无家可归的孩子；她组织流动图书馆，动员那些毕业生家长把孩子小时候的书捐出来，用卡车装着这些书送到边远贫穷的地方租给无家可归的孩子看。这种组织工作很费力，要联络许多家长，分工合作，当然她自己也捐出很多钱，她买了一辆卡车就为这事专用。每个周末她和自己的三个女儿把上千册书装上卸下。

克里斯蒂有很强烈的平等意识，无论从她本身的学历、社会地位和她的思想，用一般市俗价值观念，她应该属于上层社会，然而她一点也不矫情做作。每年圣诞节她都给在她家里做过保姆的人发请柬，让她们来和他们全家一块儿欢度圣诞。在圣诞节家家户户开着汽车去购物时，她却教育自己的孩子，你们太小，没有收入，自己动手制作礼物，不花钱也可以表达爱心。她教给女儿把火柴盒黏满花纸再绘上图案，把这些火柴盒寄往德国的外公外婆家。就连贺卡也让小孩自己动手绘制，而且是全家人，一人一笔、一人一个图案。她平日里不乱花一分钱。这么有钱的人连贺卡都不买，自己画。她有她的生活情趣，她有她自己的解释——这是她的生活方式，也是她的消费方式。

他们家节俭惯了，很多人都会为他们的节俭而吃惊。他们就因为这么精算才有钱，这是真的，而且他们把节约当成美德，不像中国人怕节俭让别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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