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手，”她转回来，“你温柔，温柔到摆出那么一副晚娘面孔给杜政平看？”

　　“他又帮你弄到哪门课的考古题了？”我知道杜政平向来把郑滢的马屁拍得很到家。

　　“杜政平帮我弄来再多考古题，也比不上亲自操刀帮你做作业所花心思的十分之一。人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惜了，遇人不淑啊！”郑滢把那么两个南辕北辙的成语糅在一起，好像还觉得力度不够，加上一句，“你这个没良心的女人。”

　　我气结，转过身去。

　　过了一会儿，她推推我，“其实，杜政平真的挺不错。”

　　我不理她。她有点生气了，“那你说，今天下午扑到他胳肢窝里去干什么？始乱终弃。”

　　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四个字从郑滢嘴里讲出来，又好气又好笑，“不是我扑的，是他先来抱我的……”

　　“反正结果都一样。那我问你，他来抱你，你心里有没有那么一点特殊的感觉呢？”

　　我答不出来。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下午的拥抱并非出于爱情，所以我才会后悔，才会对杜政平恶声恶气。我知道他对我好，而我却没有办法去回报，所以只能赶他走。

　　我沉默了。郑滢没有说错，我是个没良心的女人。杜政平真倒霉。

　　“我要跟他讲清楚，我和他是不可能的。”我痛下决心。

　　“哼，想得美。男女之间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扳不回来了。”郑滢不失时机地张开乌鸦嘴。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扳回来，否则，叫我以后怎么面对他呢？

　　第二天，在图书馆门口碰到杜政平，他犹豫了一下，想来拉我的手。我闪到一边，把两只手都牢牢地插进牛仔裤口袋里。

　　我们无言地一起上楼。我抢先几级，然后猛然转过身，这样，我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不知是不是因为向来对自己个子比较矮这个事实很敏感，每当我需要说一些自己心里没底或者理亏的话，总是有意无意喜欢站得比对方高一点——起码和对方一样高。

　　此刻，在高他两级的台阶上，我说：“我有话跟你讲。”

　　我把事先想好的话一股脑儿背出来，大致无非是昨天发生的那一场是个误会，希望他不要放在心上云云。可是，说到一半，不知怎么，我结巴了，原先设计的台词也忘了个一干二净，开始胡说八道。

　　杜政平的脸色严肃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盯了好一会，抿抿嘴唇，看看我，把书包往肩上一搭，转身就走了。

　　我着急了——我讲了这么多，他却一句话也没有，这算什么态度？

　　以后一段时间，我和杜政平见了面谁也不理谁。刚开始的几天还好，后来就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

　　直到某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我在系里机房上一门实验课，九点半下课。通常，杜政平会很“凑巧”地在系里有什么事情要留到那么晚，然后带我回家。我们闹翻后，他就再也不“顺路”了。

　　可是，那天晚上我真的有点怀念那些“凑巧”，因为从九点钟就开始下雨，一直到下课都还一点没有减小的趋势。

　　我坐在电脑前，时不时看一眼窗外，心里盘算着就这样跑回去会淋到什么程度。

　　突然，我发现有人站在我身后，转过头一看，是杜政平。

　　他两手插在裤兜里握成拳头，朝我咧开嘴笑笑，眼睛却盯着日光灯，“我正好路过，顺便问问你要不要搭车。”又立刻补上一句声明，“不要算了，反正我是顺路。”

　　回想起来，我应该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有点喜欢杜政平的吧？因为，那个时候的他的确很可爱。

　　那天搭他的车回家，他问我：“你真的只当我是普通朋友？”

　　我说：“嗯。”

　　他点点头，“知道了。”过了一会儿，突然又说：“我等你。”

　　“你不要等。”

　　“你要不要是你的事，我等不等是我的事。”

　　我转过头去看他，他也正看着我。他，在等我；我，我又在等什么呢？

　　八月中旬，我收到张其馨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谈了一些回国探亲的经历，最后一行是：“还有，一直想告诉你，我和程明浩在谈恋爱。”

　　岂有此理！我敢担保她是从程明浩那里知道我去过旧金山，才觉得非告诉我不可了。居然还跟我用“一直想告诉你”！

　　我想都没想就立刻给她拨电话，“你舍得告诉我了？”

　　她沉默了一会，说：“我本来想早点告诉你的。”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又是半天的沉默，她终于说：“对不起。”

　　那句“对不起”把我的眼泪逼了出来。

　　那一刹那，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问题：张其馨倒是并不回避自己“夺人所爱”，可是，她究竟“爱”不“爱”？

　　“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把以前织给田振峰的毛衣送给程明浩？”

　　她没有回答。我又问了一遍。

　　她还是没有回答，我的眼泪已经把话筒打湿。我又问她第三遍，说出的每一个字像针一样扎着我的心。我相信，在电话那头，她也不会好受。

　　张其馨还是没有回答，她挂上了电话。可是，半分钟后，她又打过来，只说了一句话：“关璐，还是对不起。”

　　我抱着话筒流眼泪，心里是说不出的疲倦。明明早已铸成的事实，我为什么还要不甘心？还要去自讨没趣？我试图要伤害张其馨，结果只是更严重地伤害了自己；她有程明浩对她好，我没有。

　　应该放手了。

　　一九九八年平安夜，我和杜政平参加完一个聚会回来，一人一罐啤酒坐在公寓楼门前的台阶上看星星。远处树上彩色灯泡扎成的大蝴蝶结在森然清冷的夜色里灿烂夺目。那时候，郑滢早已去了加州，杜政平成了我在学校里最亲近的人。

　　“这里的星星特别亮。”我说。

　　“大概是地势高，空气污染比较少的关系吧。”

　　“它们看上去那么近，其实却老远老远，”我有点感伤，“我们来唱歌吧。”

　　我起了个头，我们一起唱《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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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着风向前行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里

　　偶尔想起过去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润湿眼底

　　憎相会爱别离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

　　缘字终难猜透才进心里却已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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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政平的声音很好听，我们合唱得天衣无缝。

　　一首歌唱完，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我想把手抽出来，他压得很紧。

　　“关璐，我还是喜欢你，”他一本正经地盯着我，“怎么办？”

　　那一刻，我被他感动了。我把头轻轻靠在他肩膀上：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不喜欢他啊。他转过头来吻我。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十一点和十二点之间的某个时刻，我和杜政平开始谈恋爱。我想，他是个好人，我要努力地去爱他。

　　后来，我才明白，真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努力”的。在付出爱情的那一刻，便已是“覆水难收”。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开始得相当愉快，计算机系给了我奖学金，开学没几天，又收到郑滢从旧金山寄来的礼物——一瓶香奈儿五号香水，那是我拥有的第一瓶香水。很久以前，我跟她说过有了钱要去买一瓶香奈尔五号，没想到她一直记得。

　　我立刻打电话去问她是捡了钱包还是傍了大款。

　　她格格笑着告诉我她联系到一家软件公司去实习，做软件测试，一小时二十美元，每周二十小时，算下来一个月扣税还能有接近一千四百块钱。

　　“我觉得自己好有钱，”郑滢会豪爽地去花还没挣到手的钱，“对了，我们公司今年业务多，需要很多实习生。昨天我去报到，人家还问我有没有同学可以推荐，就做一个暑假也行。要不要帮你推荐？”

　　“我到时候可能要修课。”

　　“机会很不错啊。”她极力建议。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不想去旧金山。”

　　“哇，出息不小，”郑滢叫起来，“人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够彻底，连井也一起怕！”

　　“我就是不喜欢那个地方。”

　　“随便你，随便你。”郑滢无可奈何。

　　杜政平今年的生日，我送给他一条黑底嵌灰色和酒红色暗纹的领带。那是我在一家男装专卖店橱窗里看见的，模特儿身上穿的浅淡银灰色衬衫配那条领带，简直无懈可击。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放春假时，我们去纽约玩。在洛克菲勒中心楼下的一家礼品店，杜政平给我买了一个“情绪戒指”。说明书上说它会随人的情绪转变颜色：人高兴的时候，它变成橘黄色；难过的时候，它变成紫色；伤心的时候，它又会变成深灰色。我并不相信，但还是觉得很好玩。我把它套到左手中指上，紧了一些，换无名指，居然正正好好。可是，我想了想，还是把它套回中指。

　　那天下午，我们去登帝国大厦。

　　“帝国大厦现在也不算纽约最高的建筑了。”他有点不以为然，他想先去看金融区。

　　“帝国大厦顶上被人称为‘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拉着他去。

　　我们坐电梯到帝国大厦顶上，景色很美，风也非常大。我们拍了一些照片，就随着人流下来。纪念品商店的一角，有人拿着相机给走过的游客拍照，照片贴在楼下，喜欢的话可以买下来。

　　我没有什么准备就被杜政平拉着去拍了一张，觉得很不满意。到楼下一看，果然头发被风吹得很乱，表情也不自然，背包背在前胸，像只袋鼠。

　　我说：“难看死了。”

　　“我觉得不错啊。”杜政平倒是感觉良好，“唉，我们把这张照片买下来吧？”

　　“什么？拍这么蹩脚还要十二块九毛九，不要不要！”我很坚决地否定了。就在这时，隔着喧嚷的人群，在另一面墙壁上的一张相片里，我看见了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属于一个我认识的人。

　　我以为自己已经把他忘记，其实，我并没有。

　　在这个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重逢了。

　　我定定地和相片里的程明浩对望，他的眼睛里有一点东西在闪烁，刚开始，我分辨不出那是什么，但它却像闪电一样刺痛我的眼睛，也毫不含糊地刺痛我的心。

　　突然，我醒悟过来，他眼睛里面闪烁着一种忧伤。电光火石间，我的脑子像被人狠狠踩了一脚，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记：我并不知道他眼底的忧伤从何而来，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它好像和我有关。

　　怎么会和我有关呢？我终于回过神来，焦急地环顾四周，他应该就在这附近，我要找到他。我要他告诉我那点和我有关的忧伤是什么。既然和我有关，那么，我就有权利知道。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人，是不是都会坦诚一点？

　　“你在看什么？”杜政平拍拍我的肩膀，“不想买的话就走吧。”

　　我猛地回过头，“我们把它买下来！”

　　“你刚才不是还说……”他目瞪口呆。

　　“我说买就买嘛！”我不耐烦地推他，“快点啊！”

　　他或许觉得我喜怒无常，但当时我心里惟一的念头就是不要程明浩看见我和杜政平的合影，一定不要。我懊悔拍那张照片。

　　一路上我都在左顾右盼，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高高的身影。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杜政平问我：“你怎么了？”问了好几次。

　　我只是摇头。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可就是不愿理他。刚才程明浩眼睛里面的忧伤，像两根钉子一样牢牢地扎进我的心里，让我的心很痛。他到哪里去了呢？

　　我不要他忧伤。即使早就明白他并不爱我，我也不要他忧伤。

　　我们在三十二街一家中国餐馆吃饭。结完账，老板送来两块签语饼干。杜政平打起精神，拿起一块，笑着说，“我最喜欢拆签语饼干了。”

　　他打开那块饼干，里面居然空空如也——没有“签”。

　　“怎么搞的？扫兴！”他有点沮丧，“看看你的吧。”

　　他拆开我面前那块，拿出纸条看了看，很高兴地把它递给我，“写得很准呢。”

　　我拿过那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你爱的人，正在不远的地方看着你。”

　　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

　　我从没相信过签语饼干，觉得它们都是讲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话来讨人高兴。可是，这块饼干里看似普通的吉利话，却是气势汹汹地在逼问我的心事，非逼到我缴械投降。我爱的人，正在不远的地方看着我，那个人，究竟是谁？他，又在哪里？

　　我看看手上的情绪戒指，吓了一跳，它果然变成了灰色——我在伤心！

　　等我把那张纸条细细叠好，放进上衣口袋，我已经明白了，“签”上所指的那个人，是程明浩。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他是程明浩。自己的心，比上苍、比什么情绪戒指更有说服力。

　　他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我们或许隔了一条街，或许已经擦肩走过，或许曾在同样的地方投过目光、留过脚印。

　　以后几天，无论去哪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往人海里寻找，可是，没有找到。纽约，毕竟是个很大很大的城市。任何人掉到里面，都是石沉大海。我和程明浩，好像离得很近，又仿佛隔着天涯海角。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一觉醒来，发现杜政平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神态单纯而平静。我很难过：他那么信任我，我却要变心了。可是，也不能说我变心，从一开始，我爱的就是程明浩，我的心，没有变过。无论如何，已经欠他很多，我不能再欠下去，否则，一定还不起。虽然程明浩并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杜政平。

　　飞机飞到新墨西哥上空，我把杜政平摇醒，对他说：“对不起，我们分手吧。”

　　等杜政平终于弄明白我不是开玩笑，脸色发白，“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吗？”

　　“没有，你很好，真的很好。”我不得不承认，杜政平在很多地方无可挑剔，“是我不好。”

　　他转过头去看机窗外暗沉沉的天空，过了好一会儿，又问我：“你是不是喜欢上了别人？”他的嗓音有点颤抖。

　　我无言以对。

　　“他是谁？”杜政平不停地把座椅扶手上的烟灰缸打开又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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