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点不耐烦，“噢，我算是明白了。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他就升级，变尊贵了，不能骂了，对不对？”

　　“也不完全对。我可以骂他，人家就不能骂。”电话那头突然没有声音了，“喂，喂，你在听我说话吗？”

　　好一会儿，郑滢才懒洋洋地又开口说话。

　　“你在干什么？”

　　“对不起，我去吐一会儿，你刚才那句话实在太恶心。这么一会儿工夫，我变成‘人家’了？好你个重色轻友的东西！”

　　“我不是……”我被她说得很不好意思。

　　“不要紧，我拎得清，从今天开始，我在你的心里正式退居二线，”她说着说着激动起来，“哼，看来还是应该找个男人，女人哪……”她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你看好，我也去找个男人，让你骂不得！还有，我知道你现在智商不高，所以提醒你，加州比新墨西哥晚一个小时，现在是星期六早上七点五十五分。除非旧金山发生了7.5级以上地震，你想知道‘人家’是不是还活着，否则的话，拜托不要在星期六早上八点之前给我打电话！”

　　“你生我气了？”我不知道没得恋爱谈会不会导致人的荷尔蒙失调以至于容易动肝火。

　　“哪里哪里，我怎么敢生你的气？你现在有人撑腰了，我打得过你也打不过他，”她打个哈欠，“真诚地祝愿你们快点把水烧开，明年生头小猪来叫我干妈。”

　　我现在相信没得恋爱谈的确会导致人的荷尔蒙失调以至于容易动肝火。

　　二〇〇〇年前夜，我和程明浩一起“守岁”，看电视里纽约时代广场千禧年庆祝活动的现场直播。那里有很多很多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然而，对我来说，只要身边多一个人就足够了。多了一个人，就不再寒冷。

　　我把脚跷在他腿上，抱着一袋巧克力豆大嚼。

　　他饶有兴趣地看了一会儿，突然冒出一句，“你的脚其实还是蛮大的。”

　　我惊愕，把自己两只六号的脚放到他那双不知几号的脚旁边，“你怎么讲得出口？”

　　“不是跟我比，”他笑起来，“记得那盆非洲紫罗兰吗？我把它放在办公室桌子上。前两天，有个人来找我，看见它，说‘这盆花应该换个大一点的盆了’。我看好像也是，就跑到超市，在那里找到一个很特别的花盆，做成一双雨鞋的样子——就是我们小时候下雨天穿了去上学的那种鞋，现在已经不大看见了。那个花盆淡蓝的底，鞋帮上还画了两朵兰花，很漂亮，我就把它买了下来。结果你猜怎么样，我把花盆带回家，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突然想到说不定你真能穿得下……”

　　“你是说，叫我拿一个花盆当鞋穿？”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抓抓头发，“我也不知道怎么会那么想。不过，现在看起来你的脚要比它稍微大一点，估计穿不下。”

　　“后来呢？”

　　“后来我就开始想你。”

　　“后来呢？”

　　“后来我就给你打电话。”

　　“就是说假如没有那个花盆，假如当初我没有送你那盆非洲紫罗兰，你就不会想我了？”

　　“应该还是会的。”他深情地看着我，把我的手紧紧攥在手里。我钻到他的怀里。

　　十二点快到了，我们一起看着钟倒数。数到零，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盘磁带递给我，“新年快乐。”

　　“是什么？”

　　“听听就知道了。”

　　我把磁带放进录音机。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忽高忽低，忽缓忽急，时而像风掠过红木森林的边缘，时而像空谷中的回音，时而像大地深处传来的一声叹息，时而又像海浪在窃窃私语。仿佛透过一个巨大的螺壳去聆听世界，滤掉甚嚣尘上的繁杂，只剩下真正的天籁之声，没有韵律可言，却无比和谐。

　　“是浪管风琴？”我猜到了。

　　他点点头，“来美国之前买过一个小录音机，还是第一次用，效果挺不错的。”

　　“很好听。什么时候去录的？”

　　“就是今年夏天你要走的那天早上。本来是想让你带走做个纪念。”

　　“后来呢？”

　　“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为什么？”

　　“因为你说过再也不想看见我了。”

　　“你就相信我了？”

　　“不要骂我。”

　　“其实那天我在办公室里看见你的。后来，我跑下去，你又不见了。自己不等我。”

　　“真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他低下头温柔地吻我。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两年，三个夏天，我们只是绕了一段弯路。也许我是伤心了很多次，也许我吃的亏比他多，但那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毕竟，他走一千七百多英里的路而来，是为了我，而且，他也说过对不起了呀，这样一想，什么都是值得的。我们，扯平了。

　　睡时，他过来帮我关灯，隔着被子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晚安。”

　　我裹在羽绒被里问他：“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他说：“因为你好。”

　　我以为他会回答“因为我爱你”，可是他没有那么说。我希望他说“我爱你”，那样的话我就有机会说“我也爱你”，可是，他却说了“因为你‘好’”，总不见得让我说“你也‘好’”吧。于是我笑笑，说“新年快乐”。

　　我以为他第二天会对我说，他没说；我以为他临走的时候会对我说，他也没说。

　　我反复思考“好”和“爱”这两个字，想来想去，它们依然不是同义词。爱，是不分好坏的。爱，就是说，即使我不好，他也会一样爱我。爱，是不讲条件的。

　　他没说，我也就没问。我觉得有些话不应该是逼出来的。逼出来的，就没意思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乐，下定决心回旧金山湾区。而且，我突然明白，从前嫌堪萨斯和佐治亚“太远”，下意识间都是以旧金山来作为基点。原本离家万里，谈什么远近？所谓“太远”，是离他太远。

　　半年时间快到，原来的主管已经写过两次电子邮件婉转地催我快做决定。一月底，我即将在录用通知上面签字，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

　　郑滢进入新公司快一个月，觉得新环境还不错，惟一的抱怨是“男人太丑”。

　　她骂骂咧咧，“好像有人用个大漏斗捞掉帅哥，然后把渣统统倒进来。不开玩笑，到现在为止，只有两个男人还可以看看，一个是公司保安，另外一个是餐厅里烤汉堡包的厨师。其他人，打起分来，统统在B－以下。”

　　“你眼界太高了吧。”以郑滢阅帅哥无数的经历，如果男人也搞个选美，她就算轮不到做颁奖嘉宾，评委席是一定上得去的。

　　“才不是呢，丑就是丑，没得话讲。不过，说来也怪，丑男人好像普遍胆子比较大。以前那家公司帅哥多归多，哪个男同事要是喜欢哪个女孩子，一般会先在餐厅、电梯或者走道里先色迷迷地看她几天，然后笑眯眯地看她几天，最后到她的同事那里去打听，在基本确信没有男朋友的情况下才找借口搭讪。现在好了，这一套全免，哪个男人看上了我，直截了当冲上来当炮灰，一开口就是：‘你有绿卡吗？’”

　　我笑起来，“这是个好现象，说明他们办事讲效率，开门见山，反映到工作上就是不搭花架子，不搞官僚主义。”

“哼，你以为我出国、念书、找工作，吃这么多苦是干什么的？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层次，好不容易混到现在，更加不能苟且，要找，就找个真正的‘精品’男人，否则，宁可不要。”

　　男人的志气往往来自于寻找自我价值，这个女人的志气却来自于寻找好男人。

　　牢骚发完，她言归正传。她们公司由于去年跳槽人数太多、青黄不接，今年专门出台一项新政策，员工如果为公司推荐一个人，一待新员工签约，就可以领六千块钱的奖金。公司以本伤人，希望通过此举挽救人力资源。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聪明的郑滢小姐脑子一动，想到了挖老东家的墙角。

　　“来吧，来吧，我们学位一样，你进来工资应该跟我差不多，还有签约奖可以拿，这里的福利也比以前那家要好。推荐奖金我们对开，以后说不定还能拉帮结派。不是很好吗？”

　　在郑滢的巧舌如簧之下，我去她们公司面试。

　　下飞机时，我等了好半天，才从转盘上找到自己的小行李箱，把它拿下来，一个轮子已经不翼而飞，不能拖了。我把箱子递给程明浩，对他发牢骚，“早知道这样就随身带着了，费事一点，总不至于坏掉。”

　　他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算了吧，箱子本身还挺好的，我不舍得换。以后大不了一直拎着。”

　　一天的面试日程排得很满，要见四位主管、三位项目经理，连吃饭的时候也由人事部的人“陪同”，算起来相当于见八个人。招人的部门主管叫艾米，中年，女性，一头漂亮的栗色头发，不算漂亮但风度极好，眼睛炯炯有神，瘦瘦的手握起来力道足得像男人。一天下来，大部分的人对我好像都很满意。结束时，艾米送我到楼下，再次用夹核桃的劲头握住我的手，满脸笑容，“谢谢，你面试得很不错，一有消息我就给你发电子邮件。”

　　我把面试的经历讲给郑滢听，她脸上浮起一种复杂的表情，“她？”然后告诉我，艾米是公司里提升最快的中层经理，特别会钻，有手段，也很会整人，“去年有个员工跟她闹了点小矛盾，脑子一发昏去人事部告状，结果她纹丝不动，弄来弄去那个员工反而被炒了鱿鱼，厉害吧？所以吓得老公都跟她离婚，留下一栋有游泳池的大房子给她一个人住。不过，话说回来，她有本事，很多事通过她办也比较容易，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郑滢对人际关系的敏感和灵通让我叹为观止。

　　第二天艾米发电子邮件来说打算录用我，而且开出一个比原来那家公司高好大一截的工资，说公司人事部的正式通知两个星期以后寄到。

　　“乖乖，起薪比我多好几千呢。艾米的确厉害，开起工资来都比一般主管高。怎么样，叫你来，不吃亏吧？”

　　我的确动心了。倒不全是为了工资和股票，也不是因为觉得和郑滢“拉帮结派”能成什么气候，而是因为那天吃饭时，人事部的人告诉我这家公司对女员工相当好，产假优厚。

　　我兴冲冲地把这点告诉郑滢，然后说：“我下定决心了，去你们公司。”

　　“就为这个？”她睁大眼睛，然后哈哈笑起来，“你们不会已经打算生孩子了吧？”

　　“当然不是，我是说……以后……不跟你烦了，公司这方面的福利好一点总不错吧。”我脸上直发烫。

　　“不要害羞嘛，”她笑嘻嘻地看着我，“你刚才讲的完全印证了一本书上的理论，女人有一种‘筑巢’的本能，一旦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跟他结婚生孩子，然后人生几乎所有的决定都围绕这个中心。”

　　“才不是这样。”我嘴上这么说，暗地里却不得不承认郑滢道中了我的心事。“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有道理，她现在果然长了见识，嘴里时不时吐出块象牙来。

　　程明浩来看我，手里拖着一个银灰色的行李箱，“给你的。”箱子比我以前那个大一点，式样笨笨重重，像块砖头，我注意到，在一个角落上，有一道用颜料画的彩虹。

　　“你画的？”我问他。

　　他点点头。

　　“很漂亮。”

　　“彩虹大概是最容易画的东西了，”他摸摸脑袋笑起来，“这样的话，以后你在机场领行李，一眼就能认出自己的了。”

　　“哎哟，你就不能买个稍微洋气一点的？”郑滢酸溜溜地问。最近，她一直有点吃程明浩的醋，因为她觉得“只要这个男人一跳出来，你的视网膜上就没有我了”。

　　“这个牌子的箱子出名的牢，据说有人曾经在枪战里拿它来挡子弹，救了一命呢。”程明浩解释。

　　“乌鸦嘴，”郑滢白他一眼，“你指望它什么时候也能救关璐一命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它耐用，十几年都不会坏。”程明浩有点着急。

　　“所以呢，你就给关璐买上一个，算着她以后十几年不用换新的了，真是大方。”郑滢的嘴厉害起来简直让人百口莫辩，我想，当初程明浩送上门去让她骂，只怕也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

　　程明浩有点委屈地看着我，我幸福地对他微笑。

　　晚上，我忙着把东西一样样放到新箱子里，郑滢跷着腿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叹息一声，“其实，要有个男人这么对我好，也不错。”

　　“不许抢我的噢。”我笑起来。

　　“稀奇死了，程明浩有什么了不起？找个愣头青，还要陪他白手起家，累都累死；我要找就找个事业上轨道、什么都有的，当然要爱我，非常爱我，”她踌躇满志，“我才不像你，一只行李箱就打倒，要追我，哼，先拿个把PRADA包包来。”

　　我在时尚杂志上看见过PRADA的包，很有味道，也很贵重。但是，贵重并不一定能让人幸福。对我来说，幸福就是拎起一个他送给我、并亲手画上彩虹的箱子，即使并不太好看。

　　第二天，程明浩送我去机场。离登机时间还早，我去Starbucks买了一杯咖啡出来，突然想起一个多少年没有玩过的无聊游戏，叫捉迷藏。我绕到一根柱子后面，想看看他找不到我，会不会着急，如果会，有多着急。

　　十分钟后，他开始左顾右盼；二十分钟后，他站起来去找我；三十分钟后，他脸上的表情让我开始有罪恶感。于是我慢慢地绕到他背后，轻轻拉拉他的手指头。

　　他猛地转过身来，一脸焦急，“你哪里去了？”

　　“我就在那边啊。”

　　“你在那边干什么？”

　　“我……我跟你开个玩笑。”

　　“你觉得很好玩吗？”他板起脸，“我告诉你，刚才要是再找不到你，我恐怕就要去服务台寻人了。”

　　“这是飞机场，又不是菜市场，你以为我会走失吗？”我嘟起嘴。

　　以后的时间，程明浩好像的确很生气，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却紧紧抓着我的手，好像真的怕我走失。我也不说话，心里却感动起来：他真的会着急。

　　“我喝不完了，你帮我喝掉。”要登机了，我把手里的薄荷摩卡递给他。

　　“喝不完你还买这么大一杯？”

　　“我买的时候又不知道喝不完。”我瞪他一眼。他耸耸眉毛，接过那杯咖啡。我顺势轻轻地拉拉他的袖管，“对不起，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他看着我，叹了口气，终于无可奈何地笑了，把我散在脸颊边的头发拨到脑后，“你怎么就这么让人不放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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