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从那天之后，我心目中最坚强的女性形象由居里夫人让位给张其馨。因为她会为了维持丈夫的“神秘感”，心甘情愿一个人承受生孩子的痛苦。

　　后来，郑滢背地里告诉我，“张其馨跟我说过，将来我们可以攀亲家，我心想算了吧，女儿像爸，林少阳的拈花惹草我又不是没见识过，将来继承下来，我们Jason怎么吃得消？”

　　我笑了起来，“儿子像妈，你以前风流倜傥的时候可不比他差，要搞定个把Linda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

　　我终于忍不住把程明浩最后一次跟我见面说的话都告诉了郑滢，她听完，想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说“算了吧”。

　　她的理论是：“男人对感情就像对保险套一样，当时再投入，过后就会扔进垃圾桶，不会捡起来用第二次。”

　　我说：“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的吧？”

　　“我问你，假如你现在去找他，他已经有了别人，或者不爱你了，你受得了吗？”

　　“我不知道。”我想起程明浩把项链扔出车窗时的样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比我坚决。

　　她认真地看看我，叹了口气，“你够胆就自己去试试吧。”

　　那天晚上，我打开电脑，进入程明浩用的邮件网站，颤着双手打进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再打入那个他从前告诉我的密码——我的名字加生日。我和自己打了个赌，假如这个密码还有用，假如他还用我的生日去开启他的邮件信箱，那么，我就给他写信；如果不行，就算了。

　　同自己打赌的结果是：不行。他已经修改了密码。我不知道是自己赌输了还是赌赢了。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输赢，我心里都很难过。

　　接手“客户服务”项目有两个直接后果：一个是需要经常出差，一个是需要经常挨骂，两个我都不喜欢，相比之下，更不喜欢后者。各级主管在大会小会上信誓旦旦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在质量上妥协”和大学二年级男生分手时爱说的“无论如何我都等你”一样，听听可以却万万信不得。由于人手缺乏，去年交货的产品中隐藏的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客户投诉达到了一个高峰。

　　我的主要职责是联系客户，把投诉分级，根据不同等级定出处理方案，问题够大的话，就需要亲自上门或者组织同事去。部门其他同事去了几次，发现这种差事基本就是送上门去挨骂，挨完了还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帮客户把问题搞定，于是便你推我我推你，弄到最后，很多时候只好我自己硬着头皮去。开始很难受，后来逐渐发现挨骂也有“边际效用”，第一次痛不欲生，第二次就好些，第三次习惯，到后来，变成工作流程的一部分：客户就是衣食父母，表现不好，爹妈打屁股，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一段时间，我去了美国很多城市，然而来去匆匆，印象最深的只是它们的飞机场。每次上路，我都带着那个银灰色的手提箱，上面画着一条小小的彩虹，独一无二，让我在无论哪个城市的机场转盘上都能一眼认出来。每次远远地一眼认出来，心里总会微微地一颤，当初程明浩给我买这么一个牢得可以挡子弹的提箱，是不是注定了日后我要走天涯海角的路？真是那样，当时不如不要。

　　有一次，把箱子托运以后，我坐在窗口的位子上看见地勤人员把行李装上飞机，一个大胖子狠狠地把我的箱子扔进舱，看得我心疼，从此再也不托运——这个箱子，我可是打算用很久的呀。

　　我们那一代人骨子里的“土气”在我离婚之后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次周末，假如我在旧金山，必然有人热心地张罗“配对”，逼着我去“盲约”，本质就是把一男一女放在一起，让他们掂掂对方的半斤八两，掂得差不多，就开始考虑将来往一张床上睡的可能性。他们心有灵犀，一致认为我不应该这么“闲荡”着，应该早点再找个男人。

　　我相过几次亲。郑滢介绍她老公的学弟，一个皮肤科医生，吃饭时点起打火机把刀叉认真消毒一番，脸上的理所当然叫人怀疑他日后上床前也会拿出酒精来替太太消毒；林少阳向我撮合他同事的表弟，此人热情奔放，约会两次之后就要在车里拉我裙子的拉链，吓得我不敢见他第三次；张其馨秉着“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的原则，找来一个在高科技浪潮中不当心做了“运输大队长”的男人，人家大概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三句两句之后诉起衷肠，尽数从前老婆的不是，越数越气，最后讲：“老实说，我知道她现在在非法打工，哪天高兴了，检举到移民局去，让她吃不了兜着走！”那顿饭我无比坚决地付了一半钱，包括小费——这样的男人，欠他一分钱都会于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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