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从到美国后，拿过三个州的驾驶执照，至今十多年了，一直以从未得过交通罚票为荣。我开车一向的准则是：在横街窄巷绝不超速，上高速公路自动在限速下减低5英里；换道拐弯前先左顾右盼；跟车尽量拉开距离。因此我的驾驶记录，可以说是白璧无瑕。时时还不无得意地向别人吹嘘，“若路上所有人都像我一样谨慎驾驶，循规蹈矩，那么大多数交通警察恐怕就得失业下岗了。”

　　不久前，我从乡下小镇搬到了大底特律区。从前那种优游的乡村生活从此一去不复返了。首先，每天上下班必须经过那一条熙熙攘攘的繁忙大道，简直就是恶梦一场。这条东西走向的公路，每到高峰时段，都是车水马龙。路中央向左拐的交通灯前，常常是排满了长蛇阵般的车队，长得几乎望不到头。

　　这天下午，我下班后赶着上邮局，一出门就加入到等候左拐的队列中。示意准许向左转的绿色箭头，给的时间又特别短。足足等过了四次绿灯之后，我的车终于可以左行了。我看得清清楚楚，车启动的一霎那，箭头刚刚变成黄色。没料到这一弯还没完全拐得过来，前面的车流一下子又停滞不前了。我的车在十字路口中央稍作停顿后，才得以继续前进。还没开到下一个街口，突然发现后面有辆警车闪着灯尾随着自己。心里不禁纳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警车显然是冲着我而来，只好赶紧把车停到路边。

　　警车里钻出来一位态度和蔼的年轻白人警察。先是查看了我的驾驶执照、汽车注册和保险资料，然后问道：“你知道你违反了交通规则了吗？”

　　我坦然回答自己实在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警察又说，“据我所见，你的车到了十字路口中央时，交通灯已经变红了。”我分辩说，那是因为我前面的车停下了，我无法继续前进。警察却递过来一张罚票，说，“你的行为已构成妨碍交通。”

　　我一看吓了一大跳——啊呀我的妈，罚款130美元！警察接着告诉我：“妨碍交通”的罚票并不扣分；但如果不服，可上诉法庭。

　　我当然是不服了。不光是为了这130元钱，更是为了我一辈子无懈可击的驾驶记录。按照罚票上的指示，我打电话到法庭预约，两礼拜后出庭申辩。毕竟我对处理交通罚票是毫无经验，于是便向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们请教。

　　热心的人们七嘴八舌地纷纷为我出谋划策。他们告诉我，如果当事人对罚票不服而上诉，当时开罚票的警察也得出庭对证。到时对方若不出现，法官就会作出缺席判决。基本上就算是当事人赢了。如果警察出庭的话，你也还有两种选择：一是你虽然承认犯规，但觉得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希望通过向法庭解释，获得从轻发落；二是你完全否认有错，法庭就是你陈述自己理由的地方。

　　我的一位老美同事，还现身说法，给我讲他的“交通法庭历险记”。说是有一天他边开车边抽烟，随后顺手就把烟头扔到车窗外面去。没料到后面就跟了辆警车。警察当场就写了张“随地乱扔垃圾”的罚票。这事本来就无可争辩，可这位仁兄还是心存侥幸，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法庭再说。开庭那天警察却没有到场。于是他便抓住时机大声鸣冤叫屈。说自己只不过是打开车窗，把手伸出去透透风而已，“乱扔垃圾”纯粹是莫须有的罪名。当事人拿稳了“你无法证明我有罪，我便无罪”的态度。

　　结果可想而知。罚票被取消了，老先生洋洋得意，昂首阔步，走出法庭。讲完自己的故事，他拍拍我的肩膀，以过来人的口吻说，“记住，到了法庭上不能太死心眼，要会随机应变，就不会吃眼前亏了。”末了，还关切地嘱咐一声，“有了结果别忘了告诉我一声。”

　　转眼间开庭的日子就到了。我按约定的时间到法庭，在等候的过程中，还顺带旁听了一例。一老头拿了张“违章停车”的罚票，据说是在市立公园里找了个荫凉处泊车，事先没看到任何不许停车的标志。等停下车后走了好一段路，才发现一个写着“此处路段不得泊车”的牌子。连忙回过头来想把车挪走，警察已经守在车旁写罚票了。看来法官今天心情不错，说是不知者不罪，当下就把罚票取消了。

　　跟着就听到喊我的名字，赶紧应声走上去。先是举手发誓要讲真话，接着法官就说，开罚票的警察今天没到场，这是他写的书面陈述。

　　念完陈述，法官就发问，“你的车向左转时，交通灯的箭头是什么颜色？”我定了定神，理直气壮地答道：“黄色”。没想到法官大人脸一变，“交通灯变黄，你就该停住。维持原判！”我一下子都懵了，黄灯又不是红灯，我怎么该罚？法官可没有给你上交通规则学习班的雅兴，马上又问，“你需要多少时间付清罚款？”

　　我缓过劲来，长痛不如短痛，当下就用信用卡付了款。走出法庭，拿起手机就给同事报告坏消息。同事听完我的话，恨铁不成钢地哇哇大叫，“警察都没出庭，你怎么倒是输了？你就应该说灯是绿色的嘛……什么？讲真话？一句真话值130元呀！”

　　也许同事是对的，我今天做了个不愿讲假话的大傻瓜。德国哲学家尼采早就说过，“人必须撒谎，没有这些有意义的谎言，人是不可能生活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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