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人离乡贱”，一个人离开家乡，在过去大抵是一种被动或无奈之举。可近年来，一批中国的大学教授、医生、音乐家、舞蹈家等高级知识份子却主动放弃国内不错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远赴重洋到美国，后为谋生，放下身架当起了保姆。《环球时报》的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走进了几位“教授保姆”的生活。

为什么这些教授（当然主要是女教授）宁愿做他国的保姆，也不愿做本国的教授呢？这其中的复杂动因，值得我们玩味。大学生是普通的劳动者，对这一点，现在社会上几乎已经没有了异议。但对教授是不是普通劳动者，却还值得一些人仔细思量。保姆是一个以体力为主的活，对于多年来以吃脑力饭为生的教授来说，更是一个莫大的挑战，敢于挑战自己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对任何人来讲，异国生涯都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特殊体验，把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放低，是一个人回归平常心态的开始。其实，教授离开了自己的教学科研岗位，也许他的劳动能力连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不及，这种体验对教授做学问也许起不了多大的帮助，但是对保持一种做人的平常心态，倒是大有裨益的。

不过，这样的行为，也不是没有阴影的。据说这些“教授保姆”在美国都十分低调，“难言之隐”使她们成为隐姓埋名的一族，只有至亲好友才知道她们在国内辉煌的过去。国人为什么会对有些劳动者饱含等级偏见？我们的就业歧视是怎么来的呢？

这首先要“归功于”我们骨子里头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意识。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劳动者有不同的看法。在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劳动者是可以分作三六九等的，保姆之于教授，似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不同阶层。

一个社会的主流人群，如果对普通劳动者产生漠视，就会使这些劳动者丧失应有的权利、尊重与社会保障。据说在美国当保姆的那些教授们，工作时间完全固定，薪水按时足额发放，管吃管住之外还另付加班费。而我们身边的一些普通劳动者，有时连最基本的休息权利、按时领取工资的权利，都成了一个难圆的梦，更有那些挑战、践踏法律的血汗工厂，让工人们无处申冤。

记得若干年前，当我们为自己身边又出了一个大学生而投去赞许与仰慕的目光时，我们还替美国的博士为什么找不到工作而纳闷，前两年我们不是也曾经慨叹过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卖肉是“才子沦落”吗？可现实却是人家的一种人生抉择，我们无可厚非。

一个人，能够透过自己的劳动来主宰自己的命运，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成功。当然，并不是说做教授的，都一定要去当保姆，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也不排除有些人在美国做“教授保姆”实属无奈之举。可对于一个劳动者而言，只要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所能，从事着对社会或对他人有意义的事情，实现着自己的理想或梦想，他就是值得全社会尊重并应该享受着其应有之权利的。

虽然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彻底取消了有形的社会阶层制度，但是想彻底打掉人们脑海中无形的阶层意识，却比我们想像中更困难。所以，希望那些美国的“教授保姆”们有机会回来给我们上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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