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3132条永远消失的生命，5年前的“9·11”事件，给纽约这座城市遗留了约100万吨垃圾，20万吨钢筋，9.1万升可燃汽油以及12.5万加仑的有害物质。这些有形污染，花费了4万名工人6个月的时间才最终被清除。其中，8000名工人因从事有毒物质清理工作，患上各种与肺相关的疾病。
　　“9·11”事件带给纽约的，除了死亡、疾病，还有无法磨灭的记忆和蔓延的伤痛。
　　华人成为“9·11”事件中不可被遗忘的一部分。距离世贸中心10个街区的唐人街，居住着55864名亚裔以及33658名工人。一半以上的华人，亲眼目睹了那场灾难。
　　当天，华人空姐邓月薇，在撞向世贸1号楼的美航11号班机上，第一个向地面报告了劫持者的座位号码和行动状况。
　　当天，29岁的曾吉吉，独自一人前往世贸现场参与抢救，自此，再也没有回来。
　　当天，华人警官林维敏，因护送一名残障妇女离开世贸北楼，幸运避开了北楼倒塌的瞬间，却又被困废墟5个小时。
　　当天，驻世贸大厦的中资企业有18家，至少有40个中国人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其中包括生还者孙玲玲和陈思进。
　　当天，《彼岸》杂志总编刘予建拿起自己的相机，跑到现场记录下了触目惊心的瞬间种种。
　　当天，美国华商总会会长梁冠军和华埠一些商家自发成立急救中心，把水、面包一车一车地往里运，送给那些抢救人员。
　　也是当天，热闹的唐人街被封锁起来，车辆无法进出，生意停顿，华埠经济开始衰退。梁冠军在受访时称，以前商家能做到100美元一天的生意，甚至是1000美元一天，“9·11”以后只能做到两三美元、三四美元。
　　“9·11”事件中，世贸大楼遇难华人已知21位，其中来自内地7人，香港2人，台湾地区9人。
　　美国“亚美联盟”一项统计表明，“在‘9·11’灾后的头2周，纽约华埠3/4的工人，接近2.5万名工人失业；‘9·11’发生后的3个月，还有1/4工人，接近8000名失业。此外，头3个月，40家纺织加工厂因‘9·11’冲击关闭。即使1年以后，纽约华埠的失业率还是远高于其他地区。”
　　自此，很多与纽约有关、与“9·11”有关的华人生活开始改变。英雄曾吉吉和邓月薇双亲的眼泪从此没有停过，他们还在等自己的孩子归来；孙玲玲开始意识到生命从未如此脆弱过，陈思进则称不再为自己而活着；而华人警察伍雅倡每天带着腐臭的味道回家，因他甄别遇难者尸体长达一个月之久。
　　五年了，“9·11”到底改写了多少美国华人的生活？
　　1）来自“死亡航班”的电话
　　旧金山市市长威廉·布郎褒扬邓月薇是“真正的美国英雄”，并且宣布把每一年的9月11日命名为“邓月薇日”。
　　“9·11”事件发生那天，被劫持的美航第11号班机上的一名华裔乘务员邓月薇（Betty Ann
Ong）沉着勇敢地将劫机讯息秘密传达给了地面航空安全机构，使得美国政府得以及早关闭机场与领空。25分钟后，她随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
　　“我是第011次航班3号乘务员，我是贝蒂·邓”
　　2001年9月11日上午，美洲航空公司波音767客机正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突然，商务舱内5名男子向靠近驾驶室的商务舱内喷毒气，使人无法进入。以穆罕默德·阿塔为首的恐怖分子们开始了疯狂的劫机行动。
　　没过多久，美航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订票中心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是第011次航班的3号乘务员，我的名字是贝蒂·邓。”
　　“是的！”一名男性订票员发出回复。
　　“这里商务舱有人被刺伤了；现在商务舱里根本无法呼吸，是有人施放了毒气或是别的什么东西……这里是3号指挥舱，有乘客告诉我，有人会利用这架飞机，进行一次袭击。我想他们正迫使飞机飞向哪里……我想会是一次高空撞击。我不是非常确定。”
　　“你可以描述那人的样子吗？”
　　“我们的1号乘务员被刺伤；乘务长被刺伤；我不知道是谁刺的。我们现在甚至不能去商务舱，因为在那里没办法呼吸……我想有劫机者在那里，可能已经堵住了去那里的路，无法给驾驶舱打电话。……您还在听吗？”
　　“是的，我们一直在听。你们是第11次航班吗？你们给其他人打电话了吗？”此时电话已经被转至航空公司的飞行控制主管纳迪亚·冈萨雷斯。
　　“有人正在呼叫医疗救助，我们这里没有医生……”
　　“出了什么事情，贝蒂，和我说话，贝蒂，你在那儿吗？贝蒂？贝蒂？贝蒂？……”冈萨雷斯大声喊着，对方却已经没有了回音。
　　这是2001年9月11日上午9时左右，美洲航空公司第11号航班在被恐怖分子劫持后，身为座舱长的邓月薇和地面控制中心的部分通话录音。
　　45岁的邓月薇在恐怖分子强行闯入驾驶舱到飞机撞到世贸中心北楼之间的25分钟内，通过机上的航空公司内部电话与地面指挥中心的同事保持着秘密联系。邓月薇在通话开始时显然已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她一再对与她通话的地面人员说：“为我们祈祷，为我们祈祷，帮帮我们。”没过多久，这架飞机就撞上了世贸大厦。
　　邓月薇和订票员之间４分钟的通话录音，成为“９·１１”事件中最珍贵的史料之一。有了这些“确凿证据”，才让美国当局在最短时间内确认这是由中东恐怖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至此，邓月薇这个名字才开始广为人知。
　　给家人的最后遗言：“我好爱你们！”
　　邓月薇是第三代移民。邓月薇的父亲邓锦仕出生在俄亥俄州，是第二代华裔，80多岁，母亲余金爱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代移民，年过七十。邓锦仕退休前在旧金山华埠附近开设家庭式副食店，在邻里之间有良好的人缘。
　　一生未婚的邓月薇自小就生长在旧金山，排行老四，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邓月薇漂亮、乐观、好动，最喜欢笑了。家里人时而叫她“Betty”（贝蒂），时而叫她“Bee”（蜜蜂）。二姐邓月芳说小妹总是像一只快乐的小蜜蜂飞来飞去，所以大家都叫她“Bee”。
　　生前姐妹俩几乎每天都要通电话，因此，邓月芳对妹妹的航班计划了如指掌，“任何时候，我都知道她飞到了哪里”。然而，“9·11”事件当天，当大哥邓达民从电视里看到飞机撞向世贸的镜头后向她查询时，她才知道妹妹赶上了“死亡航班”。邓月芳说在“9·11”前一天，妹妹邓月薇还和她通过电话。“我好爱你们！”
　　震惊和悲伤的情绪让邓月薇老迈的父母亲几天内茶饭不思，甚至连话也不愿多说一句。但邓月芳注意到，父母在听完女儿最后的谈话录音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神情。“起初，我也有点担心妹妹会不会说出什么不忍卒听的话，但听完录音后发现这种担心完全多余，因为她的表现非常专业、非常镇定。”
　　旧金山有个“邓月薇日”
　　2002年2月，纽约医学鉴定中心打电话来通知邓月薇的家属，邓月薇的两根骨头在离双子塔两个街区的地方找到了。邓月薇的家人们把这两根遗骨放在旧金山南部一个名叫松园墓地的骨灰坛里。
　　邓月薇的灵室就在松园墓地大堂后面一个显眼的地方。灵室不大，30英尺见方。灵室青铜外壳，里面摆放着一个青底、绿叶、紫花的景泰蓝骨灰坛。
　　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在内的各界人士都曾给邓家写去感谢信，授予邓月薇各种奖章。旧金山市市长威廉·布郎褒扬邓月薇是“真正的美国英雄”，并且宣布把每一年的9月11日命名为“邓月薇日”。
　　5年过去了，邓月薇的照片依然放在家里客厅最显眼的位置。大哥邓达民在接受采访时说，“每天，我都会在心里问候下Betty，我对自己说，Good
morning, Betty, good night,
Betty。”至今，每天在家看CNN新闻的父母，都不相信Betty真的死了，“他们以为还可以从电视上看到她，还可以接到她的电话。”
　　2）华人英雄曾吉吉母亲专访
　　“妈妈,现在外面很乱,我没事,要去救人”
　　“我希望让世界所有人知道,我们华人,不只是曾吉吉,移民到新的国家就把它当成自己的国家,愿意为它贡献一切,甚至生命”。
　　“妈妈，现在外面很乱，我没事，要去救人。”2001年9月11日9点40分，曾吉吉给母亲岑娇娴打了一个电话。
　　福克斯电视台的现场新闻报道无意中捕捉下了曾吉吉的身影:他身穿白衬衫、戴着胶皮手套，蹲在地上，面对一位仰卧在地、看上去伤势不轻的亚裔妇女。伤员的另一侧蹲着棕色皮肤的美国救护人员，曾吉吉像在和他商量如何救治伤员。背景是一辆大型交通工具，旁边一位消防队员制服上的萤黄色条纹清晰可见。
　　这是29岁的曾吉吉留给母亲和这个世界的最后的声音和影像。
　　曾吉吉在离世贸中心相隔仅两条街的纽约银行上班。他的上司蒂姆·基尼后来说，曾吉吉走出地铁站时，世贸中心1号楼已经起火冒烟，他在来办公室的路上应当清楚地看到火势加大和2号楼被撞。
　　纽约有条“曾吉吉街”
　　每周岑娇娴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华埠参加活动时，路过那条“曾吉吉街”(ZHE "ZACK" ZENG
WAY)，就会回想起曾吉吉，这个性格开朗的孩子，无论在哪，总是给人带来欢乐。
　　2004年9月11日，与纽约市政厅大楼咫尺之遥的一条街道，以曾吉吉的名字命名。这是纽约市第一次以华人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
　　在曾吉吉曾经当过义工的罗彻斯特郡急救队，特地以曾吉吉的名字命名了该队的一辆救护车。曾吉吉工作过的纽约银行，以曾吉吉的名字命名了该公司的一个会议厅;纽约银行目前能够享受这样的殊荣只有两人，除了曾吉吉，另一位是公司的创始人。曾吉吉的母校罗彻斯特大学，成立了“曾吉吉基金”，表彰品学兼优的学生。纽约州州长帕特基在“州情咨文”中列举了世贸中心救难的14位英雄的事迹，其中唯一的华人是曾吉吉。帕特基派人给曾妈妈送来中文慰问信:“您的受过紧急医护训练的儿子，在最需要他的技术的时候，冲到事件发生地废墟。他是被人看到的一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救护纽约的人。您的儿子是所有纽约人和所有美国人的真正英雄，请接受感恩的纽约州对您儿子英勇行为的谢意。”
　　“我希望让世界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华人，不只是曾吉吉，移民到新的国家就把它当成自己的国家，愿意为它做出一切贡献，甚至生命。”岑娇娴说。
　　“万一遇到困难时，我可以像儿子曾吉吉那样帮助别人”
　　岑娇娴回忆起自己儿子的点点滴滴，大学时曾吉吉学习过护理他人，“他的公事包和汽车后备箱里总是放着急救用品”。那一年搬家，房东听说他们的小儿子在苏域柏中学读书，就问是不是叫曾吉吉，因为房东的女儿是那所中学的老师，曾吉吉是学校里出名的优等生。他们一家人因为曾吉吉的缘故很顺利地租到了房子，房租还打了折。《纽约时报》1990年就报道过曾吉吉，称之为“少数族裔模范学生”，在数学方面显示出卓越的天赋。
　　“如果1988年全家没移民美国……”，出于人之常情，岑娇娴甚至会这样假设，但是很快就打消了念头。儿子去世5年来，她经常被记者问到：“如果你那天能在电话里面阻止他的话，你会阻止他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岑娇娴如是回答:“即使他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会支持他救人。他没有违背这个家庭多年来给予他的教育。”然而这样反复假设思量并不能让人摆脱悲伤，这不会是曾吉吉乐意发生的事，死者既不希望亲友以泪洗面，也不愿意被他们淡忘。“我日夜都想念他，他的音容相貌在我的脑海里面不断重复出现。但活着就要面对现实，我坚强地面对现实，好好地生活。”
　　“9·11”过去1周年以后，岑娇娴才慢慢走出阴影，开始接受媒体采访。之前，认识她、听说过她儿子的华人，都不敢轻易接触她。“我们不愿意打搅她。”刘予建，北美中文杂志《彼岸》主编表示，尽管周围很多人都认识她，但是他也不愿意再去搅动对方悲伤的内心。
　　“9·11”的第二天，岑娇娴退休了。这几年，她参与了社区的很多活动，到老人中心当义工;也经常参加唱歌跳舞活动，丰富自己的生活。有时也会邀请老人中心的朋友到家里打牌娱乐。
　　最近，她还应邀加入了美国民安队，成为荣誉会员。民安队是个随时准备帮助别人的团体，参加民安队可以学到急救甚至反恐方面的专业知识，“万一遇到困难时，我可以像儿子曾吉吉那样帮助别人”。
　　岑娇娴目前居住在布鲁克林区羊头湾一座两层的、陈设简单的住宅，住宅不远处就是通往曼哈顿的地铁站。丈夫前些年已经去世，岑娇娴自己居住在二楼，长子一家住在一楼。长子是纽约一家餐馆的厨师，育有儿女二人。她说，多年来习惯了俭朴的生活，对生活没有奢求。
　　今年8月初，岑娇娴与居住在波士顿的弟弟一家外出旅行，游览了黄石公园。2004年，她曾回去故乡广州探亲。谈到故乡熟悉的生活和旧日的朋友，岑娇娴的脸上显出快活神情。
　　3）在一号楼没有倒下的楼梯中生还
　　“9·11”当天总共只有18人从世贸废墟中走了出来,其中包括华裔警官林维敏。
　　对于“9·11”当天身处世贸中心的人来说，当头顶上的天坍塌下来的那一刻，有些人很幸运地逃脱了，但绝大多数来不及逃走的人顷刻间湮没在千万吨废墟之中，包括很多名消防员和警官，还有一条名叫“天狼星”(Sirius)的嗅弹犬。
　　这条狗的主人是中年华裔警官林维敏(David Lim)。一号楼坍塌时，他奇迹般地呆在唯一一段没有倒下的楼梯中。在长达5小时被围困后，他被解救出来。
　　“我对自己说:要死的话，就来得快一点吧”
　　当了22年警察的林维敏在纽约港务局警署警犬队工作，上班地点正是世贸中心。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经历的恐怖袭击事件。
　　1993年世贸中心首次遭袭，当时林维敏碰巧在休假—到南卡罗莱纳州打高尔夫球。回纽约后，他吃惊地看到大楼地下车库被炸出的大洞—从地下2层一直延伸到地下6层。“当时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灾难。”事后他没有想太多，警方也大大加强了安全措施。林维敏以为，世贸中心从此将固若金汤。
　　2001年9月11日一早，林维敏和往常一样从6点不到就开始工作:带着四岁大的拉布拉多犬“天狼星”在二号楼地下室检查抵达的送货卡车。
　　约莫8点45分左右，他开始第一次休息:冲了杯咖啡，拿着一块松糕吃起来。这时第一次撞击发生了，他的咖啡杯被震翻在地。对讲机响了:“一号楼高层发生爆炸!”林维敏把警犬留在狗舍，然后赶往一号楼协助撤离和营救工作。
　　他顺着楼梯往上爬，看到很多人纷纷跑下来，女士都光脚拎着鞋子。到夹层时听到有人尖叫，他往窗外一看:广场上躺着一具尸体，显然是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的。他刚用对讲机报告总部，又有一个人掉下来了。“我意识到楼上一定出了大麻烦，得赶紧上去。”
　　爬到42层时，二号楼也被撞中，他开始扶一些呼吸困难、行动不便的老人下楼。走到35楼，二号楼突然倒塌。
　　林维敏在21楼遇到从警察学院赶来的队长和两个警官，帮他们抬一位呼吸困难的男子下楼。在5楼他看到一个女士(后来知道她叫约瑟芬·哈瑞斯)坐在台阶上。她是从70多层走下来的，现在再也走不动了。他与一位消防员一人架起她一支手臂，搀着她继续往下走，此时很多人都已经撤出大楼。
　　“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你几乎可以听到一个个楼层叠落到一起的声音。一个消防员从我身边飞了出去。我扑到约瑟芬和另一个人上面。我们接受的训练是一旦遇到出事时，你必须保护老百姓。当时我想到了家人，但记不得有没有回闪过自己的一生。我对自己说:要死的话，就来得快一点吧。
　　“我以为自己肯定是已经死了。最后轰轰声停了，我躺在那里咳嗽起来。我知道这很好笑，不过当时我突然想:如果我死了的话，应该不会咳嗽才对。周围一片寂静，然后我就听到有人高声呼救。
　　“当时我们所在的那一小段楼梯居然没有倒，大概从六楼一直到二楼。我不知道上下周围都怎么样了，因为刚开始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到处是烟雾灰尘。我们查看约瑟芬的情况，她说:‘我很好，干你们该干的事去吧。’”
　　林维敏找到一只对讲机，在指挥部接听的是同事弗兰克。“弗兰克问:‘你在哪儿?’我说:‘据我最后所知，我在一号楼四层或五楼的B楼梯。’他说:‘不可能。大楼都没了!’我说:‘弗兰克，我还活着，我在这儿呢。过来接我吧。’”
　　他在身上找到两只手机，先打电话给妻子，然后把另一只借给旁边几个消防员，让他们也打回家。
　　“你们要做的是别害怕”
　　事后被人问起自己的生还奇迹时，林维敏回答:“我想这可能是大楼某一部分结构的坚固，外加很好的运气，或许上帝也出手干预了一些吧。”他至今仍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活下来。“9·11”当天总共只有18人从世贸废墟中走了出来。
　　4天之后，纽约股票交易所重新开盘，按下开盘电钟按钮的人正是林维敏—通常只有重量级人物才能有此殊荣，此时站在他身后的还有来自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舒默和克林顿、州长柏德基，以及市长朱利安尼。后来他又受邀加入“9·11”纪念馆筹建委员会。
　　五年前的死里逃生让林维敏永生难忘。“人们问我:你是怎样忘掉这件事的?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掉这一切，但我已经可以继续前行，过好日子。我还是当警官，还住在纽约。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我所能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孩子们问我:‘你觉得安全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的回答是:‘我觉得很安全。你们要做的是别害怕，因为如果你害怕了，恐怖分子就赢了。’”
　　林维敏的警车和私家车都没了，但现在他又有了一条新的拉布拉多犬，它名叫“小树枝”，这是加州有人捐给他的。
　　4)孙玲玲的生死劫
　　“鸽子落到地上，我以为是飞机”
　　正如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萨默森说，恐怖分子炸毁的不仅是世贸中心和部分的五角大楼，而是美国的平静和安全感。“9·11”事件打破了冷战后10年来美国人的生活观念，美国的安逸从此画上了句号。
　　“9·11”现场幸存者、《中国日报》美国发行公司总经理孙玲玲对此别有感触。
　　“世贸出来，我只剩下一张身份证”
　　2001年9月11日早上不到8点，孙玲玲来到位于世贸大楼北楼33层的办公室。当美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67撞上北楼时，她正在往北京总公司打电话。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整个大楼剧烈震动起来。
　　此前，她已经在这栋楼上班8个年头。
　　孙玲玲至今还记得5年前逃生时出现的感人一幕。人们从楼道的一边往下走，消防队员们从另一边往上冲。一位绅士解下高级名牌的领带，浇上水递给孙玲玲，让她把鼻子捂上。人们还让一位牵着导盲犬的盲人员工先走，一切井然有序，人们互相帮助。当孙玲玲终于来到一楼的时候，见到朝夕相处了8年的大楼警卫，他说:“别慌，但是要快。”
　　来到广场上，孙玲玲听到背后一声巨响。她用眼角余光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从高处跳下来的人。绝望的人从很高的窗户里往下跳，惊魂未定的人们在广场上互相安慰，而两座大楼火光冲天、滚滚浓烟，随时可能坍塌。此情此景，简直与地狱所差无几。
　　在警察的疏导下，孙玲玲随着人流涌上了布鲁克林大桥。经过漫长的步行后，直到晚上8点，她安然回到家中。
　　“回到家中我洗了澡，才开始看电视，看到飞机扎进大楼一刹那的时候，感觉特别后怕。我家养了鸽子，我走到阳台上，惊动了鸽子。鸽子飞了起来，一下子落在地上，我就以为是飞机来了。人变得杯弓蛇影，特别脆弱。任何事都会想到飞机。
　　“从世贸大楼跑出来时，我身上除了一张身份证，什么都没有。”
　　“生命太脆弱了，我们只能向前看”
　　灾难使《中国日报》美国发行公司的办公室荡然无存，所有财产包括宝贵的客户资料毁于一旦。
　　“现在我总是有一种感觉挥之不去，客户资料存了一份两份都不行，甚至存五份才能放心。还有，客户资料放在哪里才安全呢?这个抽屉，还是那个柜子?总是很紧张，就怕出事。”
　　“9·11以后，如果出现任何异常情况，比如说哪天火车晚点了，哪天发现多了几名带着警犬的警察，我马上就会想到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恐怖袭击?这辈子心里恐怕都去不掉这种伤痕。”
　　有一次孙玲玲遇到一个小伙子,彼此仅打过招呼。那次他一下子把孙玲玲抱住了，眼泪掉了下来，“我也忍不住就掉眼泪了。生命太脆弱，我们只能向前看。”
　　“‘9·11’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代人。我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小女孩画了两个大楼，许多黑团一点点从楼顶飘落。当人们不解地问她那是什么时，她说‘It’s
people(是人)’。我惊呆了。后来我了解到，小女孩所在幼儿园的窗户正对着世贸大楼，11日那天，她亲眼看到很多人从世贸大楼跳下来。现在只要一看到高楼，小女孩就会说‘people，people’，这个记忆，就像珍珠港事件印在他们祖父辈的心里、古巴导弹危机令他们的父母记忆犹新一样，恐怕将伴随她的一生……”
　　5)纽约皇后区华人警探伍雅倡专访
　　“我花了一个月甄别遗体”
　　1976年是中国的转折年，也是伍雅倡个人命运的转折点。16岁的伍雅倡和家移民到美国，开始在异乡生活。伍雅倡进入纽约一所高中就读，校友中有一个叫曾吉吉的少年。谁都没有想到，多年后曾吉吉在9·11中壮烈牺牲，而伍雅倡成为参与甄别他尸体的人。
　　“我们整个人都带着尸体的气味”
　　在伍雅倡提供给我们的照片中，有一张就是9月10日在世贸大厦的留影。第二天，两座摩天大楼不复存在。
　　“快起来!世贸中心遭到袭击了!”9月11日早晨,伍雅倡被一位朋友的电话吵醒。他还以为对方在开玩笑。打开电视后，他看到世贸中心一带已陷入浓烟滚滚中。
　　和所有的纽约警察一样，伍雅倡赶紧回到工作岗位待命。警察局陷入一片混乱，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运行机制几乎瘫痪。冷静一些之后，伍雅倡和同事们组成一支十几人的队伍去了南码头，在那里等待命令，准备去现场抢救。当时那里已聚了几百名等候命令的警察。但是半个纽约已陷入瘫痪状态，他们根本无法靠近现场。
　　“第二天早晨5点，我终于到达现场，同时也接到了艰巨的任务:协助法医处理死难者的遗体。9月12日，我来到位于第2大道32街的纽约大学医院验尸房。头两天，几乎没有尸体被运来，因为当时世贸大厦的废墟还在燃烧。之后越来越多的尸体源源不断地从世贸大厦废墟运过来。超过一半死难者的尸体已残缺不全，尤其是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掉下来的几百具尸体。有时是一只手，有时是一条腿，有时是一个人头，有时仅仅是一块骨头。运用DNA技术进行甄别之前，我们把每一块遗体进行清洗、消毒、分类和编号。9月天气还很炎热，很多尸体已高度腐烂，每个人都被尸体的气味笼罩，浓烈的气味侵入到每一个毛孔中，这决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很多人不愿意回家。”
　　伍雅倡说，虽然他已经做了十几年警探，经历过很多凶杀案，心理还是被当时的惨景几乎击垮。“特别是看到有的警察和消防队员的遗体上还带着去营救人的绳索时，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悲痛之极。”
　　“我一直珍藏‘9·11’使用的警徽”
　　伍雅倡已在纽约警察局工作20年了，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他。高中毕业后，伍雅倡当了兵，退伍后入读警察学校，1986年成为纽约警察局皇后区专案组警探。因工作敬业，他在业界积累了很高的知名度。
　　谈起5年来的工作和生活，至今独身的伍雅倡起初并不愿意多说。
　　“我们一家来到美国之后一直住在纽约。当兵时出差回纽约，在距离曼哈顿还有几十英里远时就会看到世贸大厦这个标志性建筑，心里就升起回家的感觉。
　　“5年过去了，我过了一段很苦的日子，无论是情感上还是身体上。有人说纽约人冷酷，但是‘9·11’之后，纽约人表现出了同情心和热心。纽约的犯罪率也降低了。当年与我一起作战的很多警察已经退休，或调离了皇后区分局。我想我会在岗位上坚持下去。‘9·11’那年使用的警徽，我也会一直珍藏。”
　　伍雅倡说：“‘9·11’过后，警察的工作量增加了许多。每一项戒备命令都必须得到更加严格的执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世贸中心已经没有了’。我想，现在每一位纽约警察都随时随地保持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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