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美国生活１６年教育孩子的一点体会。在这里的华人圈内，大家都认为我的两个孩子教育得非常成功。我也确有不少案例可与大家磋商。

十多年前，刚来美国读中学的儿子对我们说：“爸，妈，将来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时，我和丈夫都感到愕然。做父母的，怎么到了美国只能做朋友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他们一起生活、成长，我们体会到要做一个孩子的“好朋友”还真是不容易。

在美国长大或接受美国教育的孩子，大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孩子们将这种独立性看作他们长大的标志。每当父母喋喋不休说教时，常会听到孩子们说：“行了，我们长大了。如果不请你们建议，请不要建议好不好？”这话很刺耳，但却给父母敲响了警钟——请尊重孩子的感情。

儿子读大学时有一个到惠普公司实习的机会。儿子打电话告诉我们，公司有三个课题供他挑选。还没等儿子说他的决定，我和丈夫在电话上迫不及待地指示：“选中等难度的。太难，做不完将来印象不好；太易，公司会认为你没本事。”儿子却告诉我们，他已经决定了，选那个最难的。三个月的实习证明，他是对的。由于他工作出色，公司希望他毕业后留下工作，并应允了优厚薪酬。

尊重不等于放任，而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同许多华人家庭的子女一样，我女儿也渴望将来成为律师、医生。我和丈夫都是学理工的，对这两个专业一窍不通。为了取得参与孩子专业选择的建议权，我请教了这个城市学医的许多中国学生。当我有了足够的信息，我才向女儿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选择权仍然留给女儿。

这种平等、无拘无束的讨论，大多在饭桌上进行。只有晚饭时，才是全家人团聚的时刻，我们边吃边讨论。比如《北京人在纽约》上演了，纽约是天堂还是地狱，生活中的是是非非，应如何挑选朋友等等，都是饭桌上的话题。我和丈夫有意引导这些讨论，并将我们的是非观和人生经验滴水无声地灌输给孩子们。当我的孩子开始交朋友、谈恋爱时，我丝毫不担心，更不会去追问。因为我知道，择偶的标准早已在他们心中有了定位。

一次在饭桌上，女儿兴奋地谈起，她看到一个律师事务所招人的广告，便赶到律师楼，在那里工作了４个小时，老板给了她一张４０美元的支票。当时，她的同学在餐馆打工才每小时３．５美元，这张支票对一个十多岁的女孩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数字。她还得意地说，老板希望她明天还去，她可以赚到许多钱。我说：“告诉你们老板，每小时５美元起薪就好。”女儿不解。她告诉老板后，老板也瞪大眼睛，反复问：“你妈妈说每小时只要５美元？”正是由于不贪，在我女儿刚来美国不久，英文不够好，法律知识欠缺的情况下，老板一直留用她，并根据她勤奋的工作不断加薪。当加到每小时１２美元时，老板还特意对她说：“告诉你妈妈，你的工作值这个钱。”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支撑了她四年的大学生活，她赚得的不仅是钱，还有良好的工作作风。

１９９６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女儿为中国队做翻译。当邓亚萍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一位台湾记者追着我女儿问：“你这么高雅的气质是怎样培养起来的？”

除了读书，我们也非常鼓励孩子走向社会。我儿子三年读完大学，一年半拿到硕士学位。他的读书生活虽然紧张，但他仍然坚持周末做义工。刚到美国，我们虽然经济拮据，但我们仍然欣赏女儿为非洲儿童募捐的爱心。

多一分社会责任感，多一分爱心，才能铸造孩子特有的气质。善良、爱、勤奋、努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优秀美德是没有国界的。

现在孩子们都成家了，我们的责任也就转向服务。同所有的中国父母一样，女儿有了孩子，我们就去帮忙。当三个孩子实在带不过来时，我还辞掉了工作。目前，我们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我的新工作时间比较短，便主动为全家人做晚饭，儿子、儿媳负责周末的饭菜。我那个洋儿媳还总感到过意不去，抢着做其他家务。我和儿媳一起去采购，一起定每周菜谱，有时还一起做饭。我丈夫说，“你俩还真像一对好朋友。”

教育、尊重、培养、服务孩子，看到他们长大，有很好的工作，并过着幸福的生活，做父母的就得到了回报。我的洋女婿在母亲节送我的一张卡片上写着：“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变化的，只有一样是永恒的，那就是像您一样的母爱。”

我想，天下做父母的，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孩子理解我们对他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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