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获麦俄美大学的奖学金赴美留学的。美国人精明务实，奖学金只管学费和上课期间的生活费用，至于放了假，则对不起，你得自己养活自己。于是我就有了一串难忘的找工经验。

　　没有车子，没有经验都不行
　
　　根据美国法律，留学生假期只准在学校里打工，因此，校内各单位的招工计划都在放假前送到各系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高年级同学的提示，放假前一个月，我就跑到系学生工作办公室，从一叠招聘书中，选择了一个报酬较高（每小时7.5美元），时间较长而又能胜任的工作，为一家实验基地作电脑输入。填完申请表，又电话联系好用人单位，我兴奋不已，一天干8小时，一个暑期挣个几千美元没问题。正高兴时突然想起得问问实验基地在哪里。这一问像是盆凉水兜头泼下：基地远在郊区。我还没车，每天几小时转乘公共车根本不现实。第一次找雇主，就这样落了个空欢喜。

　　几天后第二次走进学生工作办公室时，招工广告上稍好一点的单位全被挑光了，只剩下图书馆、体育馆、书店的杂活。我只好先选图书馆，每小时5元，报酬低了点，但不用跑路，有空还可以看看书。可到图书馆一问，人家只需要有经验的人，好说歹说对方才把我列入预约名单。

　　想想希望仍渺茫，我又去了体育馆，对方盘问我一通，得知我是研究生，兴致勃勃地打开话匣子，说这项工作如何有趣，如何重要，好似已决定录用我一样。但最后一句话却是：过一个星期才能决定。在熬盼中过了一周，两家都婉转地来电话，他们已另有人选，他们彬彬有礼的拒绝潜台词是：我没有实干的经验。

　　“你干吗那么漂亮的脸蛋上不长个高鼻子？”

　　这天午后，从信箱里看到一则“启事”：经济系要从我系招暑期研究助理，有兴趣者可将自传交给系主任转来。我当然不放过这个机会。对我作面试的是权威罗肯特教授，他满额皱纹，眼神深邃，他说候选人有10多个，但是，我和另一位美国同学是被系主任布朗教授极力推荐的。问过一些问题后，他称赞我的英语讲得不错。

　　又过几天，我被通知再作第二次面试。按照惯例，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但见了罗肯特教授的面，他的第一句话却是：你觉得你的英语沟通能力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风云突变，我不禁一愣：几天前他不是还夸我英语不错的吗？接着他又问我以前作过什么课题研究？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在实证分析和逻辑推理方面，有些什么样的体会？等等，问题越问越多，越问越细，有点步步紧逼的味道。过于突然，我这些问题答得未能尽意，仿佛只有招架之功。我觉得像是中了埋伏，整个谈话的意图似乎预先设计好了：要你自己觉得自己不行，并非他们对你不感兴趣。结果，又失败了。

　　这次失败，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嫩。第一次面试后，未及时与布朗系主任沟通请教，并争取他的进一步支持。原来美国同样要讲关系，一个岗位的获得，熟人的介绍，教授的举荐，至关重要。以前总天真地认为，在这个自称最讲平等的国度里，只要有真本事就不会饿饭，现在才明白，哪里都有不下雨的云彩。然而我总有点不服气，我出国前是名牌大学的优秀生，几次在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到美国后成绩同样名列前茅。一位见过风雨的南韩师姐看出了我的心思，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半安慰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密斯梅，东方不明西方亮，你这样聪明的人还怕没人打灯笼来找？跟我打网球去别想了，再深究就会追到老祖宗头上去了，你干吗那么漂亮的脸蛋上不长个高鼻子？她的话有点残酷，却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血并非都浓于水

　　学期快结束了，工作没有找到，房租、水电、电话费等帐单却不断从邮递员那里投来。我不由得想起出发前刚进大学时，鬓鬓皆白的陈教授给我们讲的“六腊之战”的故事，说他们那辈人在解放前的旧中国每到六月和腊月学期结束时，都为往后的饭碗而奔忙，就像打仗一样地紧张和焦虑。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他的学生却在富足的美国也体验到了。

　　去中餐馆打工，这是中国大陆留学生出国前给多少钱都不会干，而在美国却又是90%都干过的活儿。我来到了一家叫“客来顺”的中餐馆。餐馆店堂不算太大，但干净清爽，挂着中国字画，播着中国古曲，让人觉得好像是回到了家乡。老板是一对70年代赴美的夫妻。夫妻俩审视了我一番，又耳语了几句，便告知我第二天去试试。

　　第二天，我去了餐馆，见啥做啥，吸地、抹桌子、清理餐具。美国人吃饭使用餐具，犹如摆弄宇宙飞船那样精细、认真与机械，刀子要分冷盘刀、主食刀、切肉刀、切鱼刀、水果刀、抹黄油力，叉子要分鱼叉、肉叉、水果叉，不像中国人一双筷子扫平天下。吃中餐虽然没有那么复杂，但你必须准备着。客人一到，引入座位、倒茶、送上菜谱、等着点菜，中间不断地加水、上菜、询问有何要求。是华人华裔用“国语”接待，是老外用英语接待。

　　顾客从11点开始进门，进进出出，气氛热烈，却不喧闹，需要服务时，则微笑着向我们示意，待我们把冰块和和糖送过去时，又立即轻声地表示谢谢。站在餐馆外面，如光凭耳朵听，很难相信里面有几十号人正在吃饭。对比国内餐厅的喧嚷一片，实在不无感慨。

　　干到晚上10：30，客人走空，我们自己才坐下来吃饭。老板夫妇夸我是来打工的人中干得最好的一个，机灵、麻利、善于应变，顾客满意，表示希望我第二天再来，同时递给我43美元。钱不多，却证明了自己第一天就通过了考验，心里还是顶高兴的。可第二天早上，躺在床上怎么也不想起来，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头天的高兴变成了懊恼：干吗漂洋过海来找这份罪受？

　　半个月下来，我已成为厅堂里的全把式，既是利索的勤杂工，又是熟练的侍者，从接待客人、清洁卫生到电话预订，什么都干得井井有条。但我的工资却像生了根，一分不涨，对比之下，别的中餐馆的侍者，底薪加小费（顾客在结帐时一般都多付15%小费，如果吃快餐，也在盘子底下压二毛五分的硬币，这些钱是给侍者的，如果服务满意，还会多付），每天七八十元，月收入两千多元，是我工资的两倍，就是按美国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每小时4.25美元算，我一天干12小时，酬金也应是51元。我向老板提出来，不曾想话还未说完，老板就拉长脸教训我不要太“贪心”，这么多钱还不满意！一副施舍者俯视乞求者的样子。我现在才算明白了，以前在报纸上读到先期赴美的一些中国人，剥削起自己的同胞来，比洋人还下得了手。第二天，我给老板拨了个“请假”的电话，拜拜了，反正暑期的生活费已凑合了。

　　整理材料在美国和在深圳差不多

　　回到学校，正巧社会学系在招工，在一个项目中从事文书整理及日常事务的处理工作，每小时8.5美元，比美国法定最低工资高一倍。我立即找上门去。接待我的是一位马来西亚籍叫菲露的小姐，见我是通过了攻读博士学位资格的研究生，劈头第一句话就说：你会不会中途变卦？又反复问我是否真有兴趣。原来，在美国，阶层观念非常明确，是什么学历就干什么活，干什么活就拿什么钱。如果你降格俯就，人家会觉得很奇怪，有时反而得不到工作。几天后我去见菲露得知，已有15人报名，我心里一紧，赶紧琢磨怎么开展“公关”活动，显示一下实力。这时看到菲露有病的样子，就劝她去校医那看看。她苦笑着指着桌上的一份材料：“这是系主任昨天参加市里一个慈善机构座谈会的笔录，他要我整理出来，下午就要。”我说：“我能帮你整理吗？如果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她连声感谢地将材料交给了我。

　　我大学毕业在深圳打工时，整天与电脑为伴，来到美国，也是天天用电脑。往日的经验积累今天派上了用场，反正这是一份记录稿，一面听一面记，免不了丢三拉四，根据发言的内容，把前后文衔接好，把意思搞完整就行了。于是，有的地方，我连猜带蒙，有的地方，则逻辑推理，合理加工。几小时后，一份10页的打印稿摆在案上，其中约1/3的篇幅是我为了文从字顺、前后对应而加进去的。

　　两天之后，菲露的电话打过来了，她以老朋友的口气感谢我帮了她的大忙，并告诉我，系主任约见。我没想到，系主任只有30多岁。谈话的主题，仍然是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要干这么简单的资料工作。听完我的回答，他满脸笑容地说：“你被录用了，祝你工作顺利！”并立即吩咐秘书与我签合同，前后不到十分钟。末了，他称赞我前天帮菲露整理那份记录“很有创造性”。事后我想，这大概指我为了文从字顺而下的那些功夫，我在深圳打工时公司老总们喜欢找我整理资料，大概也就是因为这种“创造性”吧，同一种工作，东西方的评价标准这样一致，它再一次让我想起了“有功不空”的古训。

　　在美国也有许多头脑清楚、有责任感的人

　　当天下午，菲露带我去见我的主管上级玛丽?鸣密斯。她也很年轻，只比我大几岁，让我弄不清叫她小姐还是夫人好，整个办公室只有玛丽和我两人。她，一头棕发，一副金边眼镜，漂亮、随和而很有教养，她说话节奏很快，标准的美式英语，她先交给我一样材料，这是一项关于提高美国人民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计划很庞大，涉及家庭生活、社区风尚、医疗状况、卫生习惯、环境污染、营养状况、食物结构、精神心理、体育设施、文化场地、图书馆藏书、防设机构、吸毒犯罪、社会保险、慈善工作、公益活动等等。调查的侧重点是贫困地区，特别是墨人聚居区，但文件中却不写黑人区，而是“非白种人聚居区”，可内容却都是黑人区的事，不知这是和尚怕说“光”，还是美国社会的黑人问题已不需要加以强调。宪法规定，在美国人人平等。但谁都知道，种族歧视是存在的，黑人在选举、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的种种不公正，就像在社会底层隐埋了一座活火山，担心社会进步和国家前途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项研究计划的着力之点，就在于此。

　　过去读政治课本，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当时心里就纳闷：既然这样，那它们的经济怎么还能发展呢？到了美国，发觉人家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先进。看了这项研究课题的资料，问题似乎更清楚了。原来，在美国，也有许多头脑清醒的有责任感的人，他们的工作使各种关系得到了调整，缓和了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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