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厄·塔米米为申请“绿卡”已等了六年，他十分渴望获得绿卡，成为美国永久居民。

　　但和他结婚五年的妻子马理亚姆·穆蒂就没那么幸运了。她是摩洛哥人，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虽然她通过了美国所有的医学考试和证书要求，但她还是不能就业。在丈夫申请到绿卡之前，她只能持非工作签证在美居留。

　　“这的确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塔米米先生说，“我觉得自己没用，绝望。我帮不了她，我每天看到她陷于痛苦。”夫妻二人都期望塔米米先生今年可以从美国劳工部(Labor Department)获得证明，表明找不到合格的美国人胜任他的工作。这样他就有资格申请绿卡，一旦提交申请，他的妻子也会最终获得工作许可。但美国国务院上月宣布，由于绿卡申请积压过多，将不允许塔米米先生这样的工作者申请绿卡。看来，他至少要再等两年，甚至更久，才能提出申请。

　　美国国际员工协会执行主任林恩·肖特韦尔表示，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作绿卡可以满足需求，“签证退步”(visa retrogression)问题已达到80年代末以来最为严重的程度。作为伊拉克裔加拿大人，塔米米先生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中国人和印度人面临的等待时间更长，即使是美国企业最需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是如此。

　　美国移民制度通常更有利于家庭成员，而不是在美国没有亲属关系的熟练工作者。这个制度向外国员工及其家属发放的工作绿卡数量受到严格控制，每年的上限为14万人。这一上限还有进一步细分，规定任何一国的公民都不能获得超过总数7%的绿卡。这项限制对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影响特别大。美国国务院上月宣布，即使对于“杰出研究人员”或“具有特别能力者”等工作绿卡的最高优先级别，中国和印度移民的配额也已用完。

　　对受牵连的人而言，等待可能产生毁灭性影响：配偶和到达工作年龄的孩子被禁止工作，持临时工作签证的移民因害怕失去居留资格而不敢跳槽。BP America的移民律师加里·恩德尔曼表示，该公司一位最近申请了绿卡的雇员想结婚，但因为新的等待时间，他妻子将多年无法和他一起在美国生活。“这种情况正在拆散家庭，”他说。

　　1998年美国国会将H1-B签证上限提高到19.5万份，以应对高科技劳动力短缺，现在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正寻求美国永久居留权。2003年底，这一上限重新压低至6.5万份。“毫无疑问，90年代额外的签证数量，导致了巨大的泡沫。”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桑德拉·博伊德说。该协会为争取更多的H1-B签证进行了大量游说。

　　目前递交美国国会的两项移民改革法案，将尝试解决积压的需求。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爱德华·肯尼迪提出的法案，将把工作绿卡增加到每年29万份，而参议员约翰·康宁和乔恩·基尔的法案则将上限提高至19万份。但在派性严重的参众两院，这两项法案都没有把握获得多数票。

　　美国大型企业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它们正游说国会修订法规，使每年14万的绿卡上限仅适用于技术工人，而不适用于他们的家属。它们还敦促，利用前几年未用完的配额，以减轻目前的申请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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