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毕业了，我晃晃悠悠的抱起一个纸盒箱子扔到桑塔纳2000的后备箱里。纸盒里面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我就是这样，恋旧，用过的东西总不太舍得扔。就好比每次在校门口买完炒饭，在吃掉最后一个饭粒后，我总是把塑料袋叠的工工整整的再放在桌子右下脚。要不是这一次性饭盒脏了又不好洗，我一定会留下用来第二天早晨刷牙接水的。对了，那纸盒里还有我的大学毕业证、学位证和一堆成绩单及复印件。

车外面的雨不大不小的敲打着车窗，在挡风玻璃上已经形成了水幕。由于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那水幕不是沿着玻璃相下流，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欣赏着这一罕见的自然奇观，我又被一个困绕我很久的问题纠缠住。

从上小学开始，我在努力地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同时，孜孜不倦的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并不断的从小学的校门走出，进入初中的校门；从初中的校门走出进入高中的校门；再从高中的校门出来走进大学的校门。现在，做为一名管理学学士，我已经从大学毕业了，我是不是该接共产主义的班了呢？

很显然是不。当然不是不该，是不行。当我在家里困了3个多月后，我走进了我叔叔的办公室。半个小时后，我明白了，共产主义是现下最热门的产业，并且其所能提供的接班岗位也是相当有限的。很显然，我现在是在排队等候者的一员，而且，我的位置好象还不靠前。

就这样，我又在家里等了近一个月。这时候我有点耐不住性子了。要知道对于一个随时随地都在准备着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热血青年，这长达四个月的无所事事简直就是一种煎熬。于是我开始在家和我的那所在离家不远的另一个城市的大学之间流窜。

我在学校附近的活动据点是我们寝室老三、五、七合租的两室一厅。老三在本市工作，老五和老七则是在为考研复习，而每次我回去，他们的只要复习科目就变成了——麻将。

我就这样，短短4个月内在两个城市流窜不下数十个来回，并以此排解我的焦虑。其实，我如此渴望的并不是接共产主义的班，因为后来的经历证明我连刷盘子洗碗这样的基础工作都不能很好的胜任，更何况为共产主义这样比三峡还要大的工程添砖加瓦了。我一直在等待的是那纸去澳洲留学的签证。

这件事我早在大四第二学期开始预谋的。当时的情况是我已经参加了应届的研究生考试，可是凭三科缺考的成绩是任何学校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同时，我还被两家企业录用，分别是广东顺德的美的集团和大连的沃尔玛公司。不过，最后我还是没和他们签约。虽然全班同学都为此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我还是觉得走进政府机关，做一个为群众办实事的人民公仆要来得实在些。更何况，我已经走访了大小留学中介十多家，掌握了大量的出国信息，几乎具备了为其中一些中小规模中介打工的能力。这样一来，我还有两个选择。

谁知世事难了，这年头想当公仆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他们大都是一些比我叔叔的资历还要老的老公仆的子弟门生。这样一来，出国显然变成了我的主攻方向，目的地便是澳洲。那年是2001年，澳洲政府对留学申请条件做了较大的改动。庆幸的是，我是在新政实施前申请的，新政策对我的影响并不大，不过漫长的PVA过程还是把我的耐心耗费怠尽。准备签证材料，进行体检，严阵以待的应付随时可能的电话审查。最终，我还是在PVA过后三个星期内仍然没有拿到签证。我急得像阴天时地面上的蚂蚁，蚂蚁往高处爬，我就往大学里进行最后一次的流窜。

那天打麻将手特臭，输得一塌糊涂，鼻子在麻将牌上把骰子，拱的哗哗做响。这还是我定的规则谁要是把输光了，就把骰子放到码好的麻将牌的一端，然后用鼻子在不用手帮助的情况下把骰子拱到另一端，其间骰子要是落下来，还要重新来过。

If u r lucky with gambling, u won’t be lucky with woman.这是后来在澳洲一个西班牙留学生这么对我说的。不过此时，我先把它验证了。那天我在往上又一次遇到了失去联系半年的她。她是我的网友，见过面的网友，一个比我小，比我高，而且，和我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的网友。她说我太狠心不和她联系，她说她和家里人吵了架，她说她已经停薪留职在读书，她说她现在也在这座城市租了套房子……。于是，我说，我想过去。

北方11月的晚上，气温很低。我从城市的西南在夜里10点打车到城市的东北。一个光脚都要高我6厘米的姑娘正在那里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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