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气候和自然景观，二次大战前的澳洲与英国极为相似。走遍澳洲，除了英语几乎听不到其他语言。每一个乡村小镇都“长的差不多”，你总能在主街道上找到一家皇家旅店(RoyalHotel)，找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杂货店肉店蔬菜店。餐馆里总是晚饭牛排早饭火腿鸡蛋。人们每星期五晚上必吃炸鱼薯条，星期六是体育时间，星期天晚饭吃烧烤，星期一每家的后院里晾满了洗好的衣服。千篇一律，但人们感觉很好，因为这时的澳洲人绝大多数（90％以上）都来自大英帝国（包括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他们就是要在澳洲再建一个英国。当然，这时的澳洲也有几万土著人和不少华人，但他们根本就不算澳洲公民，只是被“容忍”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角落。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百多万美国士兵进出过澳洲。这些热情的美国青年给了澳洲社会不大不小的文化冲击。别的不说，这些美国大兵带走了1万2千多澳洲新娘。二次大战后，澳洲大力吸收移民，英国人优先，其他欧洲人也行。从1947到1969年移民总数200万，其中英国人占42％，南欧人（包括意大利、希腊、土尔其等）25％，北欧人12％，东欧人15％，美国人1％。全部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岛国的移民才5万5千人，仅占1.6%。

50年代的澳洲人可不像今天这样宽容，他们以“同化政策”对待英国以外的欧洲移民，要他们改变自己，接受澳洲的“英式生活”。如果东欧或南欧移民在大街上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澳洲人会极为反感，常常不客气的打断他们，要他们讲英语。尽管如此，这些新移民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城市里出现了意大利、希腊、法国、北欧风味的饭馆。街上流行起地中海风格的服装。新移民多住在靠近城市中心的老旧的小房子里，而且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移民都有各自的聚居区域。但不久却发现移民的孩子们很自然的溶入了澳洲，讲一口地道的澳式英语，最爱吃牛肉馅饼(Meatpie)和热狗(Hotdog)加上西红柿酱，长大之后往往搬出父辈的“民族区”，毫不在意的和“老澳洲人”或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混居。

60年代，特别是越南战争之后，澳洲人的宽容心大大增强了，开始承认各国移民带来的风俗习惯和服装饮食丰富了澳洲的社会生活，他们对英国之外的文化已经从排斥到接纳。对土著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67年之前对待土著人的“同化政策”意味着对土著文化的根本否定。1967年以后工党和自由党－乡村党联盟都先后放弃了同化政策，给予土著人“自主”的权利。这不仅是社会民主的进步，也是对土著文化价值的承认。很多博物馆开始大量收藏土著人的艺术作品和文物。

70年代，以越南难民为发端，澳洲又开始遭受亚洲文化的冲击。亚洲移民的语言、习俗、服装、饮食、直到相貌与澳洲人更加不同。数以十万计的亚洲移民对澳洲社会的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尽管澳洲人此时对英国以外的各种欧洲文化已经可以接受，但对亚洲文化持排斥态度的大有人在。1984年，布莱内（Blainey）教授在一次公开讲演中总结了澳洲社会一部分人对亚洲移民的各种担心：一是大量增加亚洲移民就相对减少了英国和欧洲移民，二是亚洲移民聚居在一起会引发社会矛盾，三是亚洲移民缺少对民主价值的认同，会消弱澳洲的政治制度。他指责多元文化政策将把澳洲变成一个“部落国家”(Nationoftribes)。当然，这只是反对的一方，更多的人对亚洲移民和亚洲文化持宽容和接纳的态度。

多元文化成为政府的官方政策可以追溯到1971年1月，当时的自由党政府总理戈顿（Gorton）在访问新加坡时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澳大利亚正在变成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当时掌管文化事务的部长堂奇泊（DonChipp）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支持这个论点。从此以后多元文化这个词变的越来越常用。1972年上台的工党政府正式废除了白澳政策并与亚洲国家加强关系，进一步扩展了多元文化的基础。1977年，自由党政府总理弗雷泽(Fraser)任命盖勃利（Galbally）负责审查对新移民的政策法规。而后，盖勃利在报告中敦促政府进一步强化多元文化政策，应明确移民有保持其原有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权利。但同时他也强调了澳洲社会保持凝聚一体的重要性。弗雷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多元文化政策更加成熟。它有两方面，缺一不可：一是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二是维持社会的凝聚力。没有第一点就是社会的倒退，没有第二点澳洲就真成了乱哄哄的“部落国家”。

1983年又一次上台的工党政府对内进一步巩固了多元文化政策，对外则加紧向亚洲国家靠拢。1989年霍克(Hawke)总理公开倡导成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1991年接替了霍克的基廷(Keating)总理更把多元文化推向了一个高潮，并把亚洲看作是澳大利亚的希望。霍克和基廷的工党政府不仅把吸纳亚洲移民看作是贯彻种族平等的原则，而且还把亚洲移民看作是与亚洲进行沟通的中介和桥梁，对澳洲经济具有巨大价值。

可是，快速增加的亚洲移民和工党政府“倒向亚洲”的政策也当然会受到传统势力的抵抗。1996年韩森的出现像竖起了一面旗帜，把反对多元文化的力量聚集起来。1996年10月，当韩森的势力把澳洲搅的人心混乱之时，议会中朝野三党（自由党、国家党、工党）全体议员发表公开声明，重申坚持无种族歧视的移民政策，坚持与土著人和解的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在1997年5月的民意调查中发现：有78％的澳洲人支持多元文化政策。

回首望去，从40年代之前的“英式社会”到50年代的多种欧洲文化进入澳洲，再到70年代开始的亚洲文化大规模进入澳洲，变化是多么巨大。尽管时强时弱的反对声从没有停止过，但澳洲社会一步步的走向更加宽容，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平等的对待。仅仅几十年里，一个“纯粹的白澳社会”已经转变为当之无愧的多民族多文化的澳大利亚，这不仅是澳洲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光辉的一章。

42、面向未来

澳洲的现代社会只有200多年的历史，澳洲大陆的变化却是天翻地覆。那辽阔的、曾经只有原始人的荒野上出现了现代农业、牧业、果园、矿山、工厂，和能与世界上任何大都市比美的悉尼，墨尔本...。

才200多年，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生活改变的令人惊叹不已。200年前的英国移民要在海上颠簸几个月半年才能达到这天涯海角的澳洲，然后就望眼欲穿的盼望着“祖国”的音讯。如今，喷气飞机可在一天之内把人送到地球的另一端，坐在家里可以随手抓起电话与远在天边的亲朋好友谈天说地。未来的科技将怎样改变人类的生活，唯一能够准确预测的是：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有挑战和冲击，就像我们今天已经面对信息时代的“全球趋同化”，“文化灭绝”，面对生物技术带来的“复制人类”，“转基因食物”这样一系列问题。

澳洲经济的主导曾经是农牧业，因此曾被称为“骑在羊背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澳洲又“坐到了矿车上”。1996年，澳洲的旅游收入首次达到140亿澳元，成为最大宗的出口商品。这预示着旅游资源将在21世纪的澳洲经济中扮演头号角色，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更突出的标志出这一转变。几十年来，澳洲政治家们费尽心机的计划和推进经济转型：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导向技术产业经济转化。但由于澳洲国内市场的狭小和来自国外的强大竞争，这一转化举步维艰。旅游业的异军突起也许将使澳洲经济再次经历柳暗花明的惊喜。

澳洲的现代社会来源于英国，那个遥远的国家曾长期被视为“祖国和母亲”。当20世纪伊始，澳大利亚以一个基本独立的国家出现，但与英国还保持着千丝万缕“情感上和名义上的母子关系”。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严酷事实才使澳洲人猛醒：他们和远在一万多公里外的“母亲”有着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分歧。二战后的澳大利亚与“母亲”的关系只剩了那么一点名义。在迈向21世纪的前夕，澳洲举行了全民公决：决定是否去掉那最后的一点名义，由早已名存实亡的君主立宪走向彻底的共和制。公决的结果却是否定的。但这并非意味着澳洲人还迷恋过去。倡导共和的人士指出，公决的题目被反对共和的霍华德(Howard)总理“偷换了概念”。澳洲民众面对的并非“是否走向共和”而是“是否接受一个由霍华德本人提出的又被他本人反对的有明显缺陷的共和模式”。就连反对共和的阵营在公决前的宣传中也没敢抬出“英国母亲”，而只是猛攻那个显然不成熟的共和模式。这充分表明澳大利亚走向共和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澳大利亚曾紧紧追随过美国和英国，这并非因为澳洲人缺少独立精神。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确实难于抵御强大的敌人，与美英结盟多少出于不得已。冷战时代的结束终于消除了直接的战争威胁，从而澳大利亚可以实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但澳大利亚不能不密切注视着北方的近邻，那些亚洲大国。澳洲的存在与否对她们没有什么不同，但她们的一举一动却可以实实在在的影响澳洲。中国在21世纪成为足与和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已经不再是疑问，这个超级巨人将深深的影响澳大利亚也是必然的。澳大利亚不能不祈祷，盼望那个巨人是友好、民主和对外亲善的，而不是相反。当澳大利亚宣称她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稳定的中国，这应该是真心话。因为贫穷而又陷于动乱的中国对澳大利亚意味着千百条难民船大举登陆。不仅中国，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战乱马上就让澳洲人想到难民。真正的难民和由贫穷造成的“经济难民”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对澳洲的最大威胁，至少是最大的“外来问题”。澳大利亚不反对接受真正的难民，她的地广人稀不仅使国际社会认为，也使澳大利亚自己承认这是她的国际义务。但澳大利亚也希望难民的进入不会超出她的承受能力，即不致严重冲击澳洲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吸收移民也将继续是澳洲的长期基本国策。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反对移民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尤其当人口逐渐接近2600万时，这是许多科学家根据澳洲情况计算出的“适度人口”。澳洲人口的分布极不均匀，过度的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这使一些资源环境问题已经变的非常尖锐。

200多年里，澳洲社会观念的进步决不亚于物质文明的发展。种族主义曾经是理所当然，土著人曾被当作动物看待，华人曾被看作是邪恶的入侵者，黄祸曾经是亚洲人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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