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当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白澳政策确立为基本国策。具体的法律是一部“移民限制法案”，用语言测试为手段阻止任何有色人种进入澳洲。白澳政策严格实行了几十年。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变化开始了。白澳政策的基础是种族主义，二次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基础。希特勒把种族主义推到了极端，宣称德意志民族在白人里又是最优秀的，并以种族灭绝为目标屠杀了6百万犹太人。这使得一切向法西斯开战的国家不能不同时也向种族主义开战。二次大战时，日本的种族主义是另一种形式。自称是亚洲最优秀的大和民族却也曾受过白人的歧视，他们在战争中对白人实行了具有报复性的虐待。大批的澳大利亚战俘死在了日军的战俘营中。被这种暴行震撼之后，任何理智的反应显然不是实行种族主义的反报复而是报复种族主义。

二次大战中与美国的结盟也使白澳政策受到挑战，在100多万曾进入澳大利亚的美军士兵中就有不少黑人。美国公民里还有其他有色人种包括亚洲人，与美国交往就不能不允许他们来澳。与美国的结盟也使澳大利亚不能不跟随美国的社会进步，当50－60年代种族主义在美国逐步的消退，澳大利亚也无法抗拒的跟随着。

二次大战还使澳大利亚认识到自己是个“亚洲国家”，必须和亚洲人打交道，必须和亚洲人作生意。这就意味着必须让亚洲人入境。澳洲政府清楚的意识到白澳政策使澳大利亚在亚洲邻国的眼中是多么令人憎恶。必须改变形象。

人类的进步更使得种族主义自身越来越显的“低劣”，越来越站不住脚。科学的发展逐步揭示出，没有任何生物学的证据来支持种族主义。不同的种族尽管看上去不一样，却都来自共同的祖先，没有哪一个人种比其他的更优越。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一点点的坍塌，慢，但是不可抗拒。作为科伦坡计划(ColomboPlan)的一部分，从50年代开始亚洲学生前来澳洲大学学习。以后亚洲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到60年代达到数千。这些勤奋好学礼貌谦和的亚洲青年对消除广大澳洲民众对亚洲人的偏见起了很大作用。

1956年7月开始，少数“杰出的，具高资历的”亚洲人被允许移民澳大利亚。1958年，在新移民法中取消了“听写测试”，但移民局还是可以拒绝有色人种入境而不需要给任何解释。进入澳洲的亚洲人仍然很少。从1966年到1970年，有6900多亚洲人申请以“高资历人士”移民澳洲，仅2700多人被批准，加上家庭成员仅7000多人。而实际上进入澳洲的只有3200多亚洲人。在同一时期澳洲人口增加了一百万，仅1970年的移民总数就达到18万5千人。

从1966年开始，以临时签证入境在澳洲住满5年的亚洲人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但这要取决于“他们是否为适宜的移民，是否易于融入社会，是否具有对澳洲有用的技能和资历”。1967年有1563名亚洲人以此获得永居权。

1966年，工党把“白澳”一词从党的政策文件中去掉。1972年12月击败自由党而上台的工党政府宣布在移民政策中将采取不考虑申请者肤色的配额制，开始实行对所有人一样的，不分种族的移民政策。就这样，“白澳政策”于1973年正式结束。

当1975年越南南方“陷落”，难民开始出逃。1976年一艘小渔船满载着56名越南难民到达了澳洲的北海岸。这并不是第一条难民船，但这次他们的勇气却感动了澳洲民众。仅凭着一只小小的指南针和一本学生用的地图册，他们成功的漂过了8000公里的海路。澳洲民众相信他们是政治（战争）难民，不然怎么能冒如此大的风险投奔怒海呢。澳洲民众也愿意收留他们，这多少出于一种内疚，谁让澳大利亚军队曾跑到越南打仗呢。

1976年还只是偶尔有难民船到达澳洲，1977年就陡然增多，10月11月几乎是天天有船。澳洲人又害怕了，他们又想起了“黄祸”，舆论又开始反对接受难民。1978年只有2000多难民被收留。1978年之后，新解放的越南南方开始改造私人经济，越南入侵柬埔寨，中越两国开仗，几十万越南华人逃出越南，20万柬埔寨人跑到泰国，世界被震动。1979年7月日内瓦会议寻求解决办法，西方国家承诺尽快接受25万难民，澳大利亚的份额是一年一万五千。从1975到1986十一年间，澳大利亚一共接受了12万印度支那难民，多数为华人。如按国家人口来算，澳大利亚接受印支难民的比例为世界第一。1987年以后澳洲接受的难民减少到一年几千人。但亚洲移民数量却稳步上升，多数是家庭团聚类。

当一批批的亚洲人进入澳洲，整个社会受到冲击。激烈的争论时有发生，反对的声音时高时低。但是大趋势却不可逆转。白澳政策从50年代开始松动到1973年正式废除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像千里冰封的水面化冻，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冰层一点点的变薄变软，终有一天冰层开裂，但一块块的浮冰还要漂上一个时期。

白澳政策从正式确立到正式废除，历时70年有余。


37、走向缓和

到60年代末，澳洲人已经享受了20多年的经济繁荣，他们乐观的以为好日子会长久下去。但1973年由石油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美梦，从此澳洲经济进入了长期的动荡。通货膨胀在1974－1975年高达17％，随后几年都在10％以上。全就业不再有，失业率到1979年上升到7％。剧烈波动的羊毛和小麦价格使很多农民陷入了债务。移民放缓，人口增长从50年代的2.4%降低到1978年的1.2%。

而世界政治却与经济形势相反，持续了20多年的冷战在70年代开始趋向缓和。其实，当斯大林1953年去世，似乎一触即发的世界大战已有迹象可以避免。1956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公开提出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实际上放弃了“输出革命”和“暴力革命”。美苏关系开始解冻，但离真正的缓和还很远。美苏时而坐下谈判时而剑拔弩张。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空中弥漫了和解气氛。1960年美国U－2间谍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苏联撤消了对美国总统访苏的邀请。1961年柏林危机达到高潮，在苏联的支持下筑起了柏林墙。1962年苏联把导弹运进古巴，美国急了，摆出真要开打的架式，苏联让步撤出了导弹。1963年美苏英等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实验条约’，又一次转向缓和。

对澳大利亚，苏联显的远一点，中国的威胁更实际。50－60年代，中国确实比苏联更加“强硬”。毛泽东总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非打不可，晚打不如早打。中国积极支持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游击队，指导他们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到60年代中国自己认定“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也确实把中国当成他们的大本营，不断派人到中国学习取经，并从中国得到物质支持。

为了对付“中国威胁”，澳大利亚与美国结盟，追随美国在东南亚“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还采取了软的一手，釜底抽薪。革命是由于贫困，所以消除贫困就是消除革命。1950年开始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Plan)就是针对“共产主义扩张”而采取的“人道主义对策”。这是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斯潘德（Spender）在科伦坡（斯里兰卡首都）会议上提出的：既然贫困疾病绝望使亚洲人倒向共产主义，那么抗拒共产主义的治本之策就不言而喻了。从1950年开始，澳、美、英、日、加拿大和新西兰向亚洲的二十多个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和帮助培训各种技术人员。澳大利亚特别在农业、畜牧和医疗等方面提供了援助。到1970年为止还在科伦坡计划下共接受了近万名亚洲学生来澳学习，这不仅使这些亚洲国家受益，还对废除白澳政策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用软的一手抗拒共产主义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共产主义威胁的减弱和消除竞意外地来自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从60年代初开始，中苏两个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矛盾表面化，她们愈吵愈烈，到60年代末竞由边界冲突发展到濒临战争边缘。苏联认真的考虑要用“外科手术”剪除中国的核力量。而中国则“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一场人民战争。此时的中国太孤独了，除了数目不详的“世界革命人民都站在中国一边”外，全世界排的上号的国家几乎都成了“帝修反”。仅有的一个“亲密同志”阿尔巴尼亚小的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

物极必反，中国举起了橄榄枝，把一向是头号敌人的美国降到了苏联之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更危险”。三个世界的理论开始浮出水面，悄悄的不再提什么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这是信号，美国看出并抓住了机会，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毕恭毕敬的“朝拜”了中国。给足了中国“面子”，而换来的是巨大的收获，中国成了美国对付苏联的“盟友”。更加意义深远的是，中国放弃了“输出革命”的“世界革命原则”。至少，东南亚的“共产主义威胁”从此大大减弱。

在这场戏剧性和历史性的重大转变中，美国把澳大利亚晾到了一边，一点没有向这个忠心耿耿的“老朋友”指点迷津。越南战争使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惧怕达到高峰。而缺少洞察力的澳洲政治家们，尤其是自由党的领袖们没有察觉到中国离巨变不远了。当中国悄悄的放弃了“世界革命”，敏感的国家开始一个接一个的与中国建交。1970年加拿大与中国建交，中国立即买了加拿大1.5亿美元的小麦，而同一年连一斤澳大利亚的小麦也没要。在野的工党领袖惠特拉姆(Whitlam)催促自由党政府采取行动承认中国，并且不顾政府反对率代表团于1971年7月访问了北京。7月12日自由党领袖澳洲总理麦克马翰（McMahon）猛烈抨击惠特拉姆的中国之行：“简直不可想像，当我们的战士还在越南而工党领袖竞成了我们敌人的发言人”，“惠特拉姆（对中国）的政策将使我们脱离我们东南亚和西方世界的朋友和盟友”。谁知麦克马翰总理话音刚落，7月16日尼克松总统将访问中国的消息惊呆了全世界，也使澳洲总理尴尬万分。墨尔本〖时代报〗的文章指出“麦克马翰先生几天前的讲话使他现在像个双料的傻瓜。第一，他显然被美国蒙在鼓里，第二，他的政治觉察力太糟，一个人本用不着知道基辛格在北京就能觉察出美国的政策动向。”但澳洲政府继续痴钝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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